假如教育也同宜家一样加入“劝导式设计”

原文：What Do Edtech and IKEA Have in Common? Persuasive Design. 来源：Edsurge. 作者：Jeffrey R. Young, Sydney Johnson. 译者：尔瑞. 图源：unsplash.

科技塑造了如今我们互动的方式。我们用微信与相聚千里之外的家人视频通话，用小视频记录我们的生活方式。

但有时我们不会意识到，那些推动我们进行互动的平台和数据，不总会以一种客观的方式运作。我们的交流互动模式正逐渐被算法塑造，但那些代码是由人类编写的——那些让科技无孔不入的人。

有意识地引导用户行为的实践方式，被人们熟知为“劝导式技术”（persuasive technology），它正一步步地融入我们的通信、家庭和学校之中。然而劝导式技术、行为设计、技术背后的算法、搜索引擎的发展，也有可能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进一步加剧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要理解何为“劝导式技术”，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了解“宜家”开始，那家标志性的家居用品店。丹麦奥尔堡大学研究沟通心理学的助理教授Sandra Burri Gram-Hansen表示，当她想在课堂上启动关于“劝导式设计”的讨论，她总会举这个零售商是如何引导顾客的例子。

宜家的劝导式设计

当你进入宜家，总会有一张大地图映入眼帘。它通常是蓝色的，上面布满黄色脚印或是些其它印记。但它被做得好像只要几步就能到达目的地；地图显示，从入口到厨房区只需要通过二十个小脚印就能到达。但当你亲身试验，去那个区域得花上四十分钟。他们通过化繁为简的方式，将复杂问题简易化，让那段路看起来不那么遥远。

他们同样领悟到“隧道效应”的精髓，地板上全是高亮的箭头。当然，你可以信意漫步。但在不明方向的空间中行走，跟随箭头的指示到达目的地，总归容易些。

所以在商店里，这些该有的指示标都具备了，你只要跟随它就可以。在宜家，你从未见谁迷过路。

在数字情境中，这些原理同样被应用，甚至被强化。Margarita Quihuis是斯坦福大学“和平创新实验室”（Peace Innovation Lab）的行为设计专家，研究数据和技术设计如何影响个体行为。在和平创新实验室，研究者们正探究如何组织多种行为设计，创造一种方式来促进世界和平。换句话说，数据和技术可以被设计，去指引个体，或我们的整个社会，向更好的方向行进吗？

行为设计领域起源于斯坦福大学，由B.J.Fogg教授开启。他也是“劝导技术之父”。所以当你思索诸如移动电话这样的技术是如何大规模改变个体行为时，这已经是他90年代在斯坦福研究的课题。在那时的博士论文中，他称之为“captology”(Computer As a Persuasive Technology,电脑即劝导式技术)。后来名称才逐渐演变为“persuasive technology”。

那之后iPhone横空出世，我们也知道随着苹果手机的演进，十一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看见人们如何用前所未有的方式采取行动。我们对科技的注意力甚至转移到了可穿戴设备上。

如果对科技的沉迷能致使人们产生空洞、愚蠢的行为，那为什么我们不能重组一种方式去促进世界和平的发展？所以Quihuis和Mark Nelson在这句话的激励下开始行动，“在这个年代，这个数字时代，和平是什么？”他们认为，当代和平真正关乎的是，个体能在何种程度上友善对待他人，特别是在当代的介导技术影响下。伴随性别、种族、国籍、语言或其他方面的不同，个体会与形形色色的其他人相遇。我们在数字世界里接触的人如此之多，我们设计软件的方式，以及对技术应用的设计，都会突然一下子对我们与周遭人互动的方式产生影响。

图源：unsplash劝导式设计背后的道德框架

乐观主义者对未来的科技发展满怀期待。但许多人关心的是，这些“好”的设计将会由哪些人，或哪些事物来完成。Safiya Noble是南加大的助理教授，著有《算法之压迫》（Algorithms of Oppression）一书。她研究科技和算法如何加剧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社会歧视。

是谁在控制着对我们社会产生影响的叙事体制？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充斥着大型数字媒体平台的时代。出于对这个问题的好奇，她开始追踪围绕着科技变革发生的主要事件，围绕在社区周围的对于公平的观念。结果她感受到的，都是科技发展对人们观念产生的恶性影响。

大众普遍都不会特别注意到自己正在被劝导。举个例子，美国大选期间，牛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收集脸书用户数据，生成特朗普支持者用户画像助其选举，这让之前不明真相的民众大跌眼镜。

不过和平常一样，她只认为这是一种商业行为。牛津分析公司只是劝导人们购买商品，尝试一项新服务的众多公司之一。从传统广告业模式来看，他们只不过是在利用人流量最大的互联网。但如果将商业意图推广至社会，技术将变得自利。

劝导式技术在学校的使用

在高等教育领域，科技带来的细微变化随处可见。不过技术似乎是在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学校产生影响。发送给学生的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会提醒他们查看即将到来的deadline、助学贷款等重要信息，或提醒他们查看自己的学业成绩。但Sandra Burri Gram-Hansen表示，这种轻微短暂的刺激并不能给师生带来持续影响。

恒定的劝导式技术或许能对行为产生持续性改变，而轻微刺激只能产生暂时的行为改变。在接受轻微刺激的那个时刻，你会根据指引去做某事。举个例子，在宜家的餐厅，人们会接受周遭的行为信号去自动排队。但他们都未对排队这件事进行过逻辑分析。这就意味着，等车排队这种良好的举动，只是出于人对环境的自然本能反应。他们没有解析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就只是做了而已。

南加大助理教授Noble认为，短暂刺激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影响，就是使学生依赖新兴技术。我们希望学生在不需要提示的情况下，就能做到自律。这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活技能。当提到学生，她确实认为，有能力做决定、管理自己的学术成就和途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从某种程度上说，学习管理系统和其他系统正在塑造他们的行为。可最终，这些系统都有可能是在给学生们帮倒忙。因为短暂的刺激似乎不能持续影响学生的行为，反倒是让学生对此产生依赖。

同时，引导式技术也在无形中影响了教职员工和学部的观念和行为。

举个例子，大学里的行政官员会依靠大量的数据来优化自己的决策。这些分析数据会包括许多不同因子，如学生的年级分布、行为表现、测试分数，也可能是他们论文里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这一系列数据传递的信息，会为大学提供一系列建议，为学校筛选理想的候选人。

每年大学都会有一批适龄入学者，有些聪颖乖巧得以入学，而某些特殊背景学生却没有与入学数据库相符的“关键词”。数据库不能自发更新优化，主动分析数据。因此我们所接触到的高等教育文档系统，都需要更多的数据学习。否则不完整的数据库，带来的决策建议也会带有偏颇。

跳出劝导式设计框架思考问题

劝导式设计的支持者认为，为了破除数据迷信，更好的解决方式是，让用户了解科技是如何影响他们的。

Burri Gram-Hansen表示，这并不是让每个人都会设计劝导式方案。而是让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了解这些不同劝导系统的作用机制。如果清楚劝导式系统的作用原理，他们就能排除掉不想被施加的影响。从很大程度上看，他们还是处于掌控和主导地位。

Noble从自己的研究了解到，仅向公司不断投入资金，为学习和知识提供支柱和基础设施，可能是一种错误的发展劝导式设计的方向。某些人在设计引导式结构，但那些程序应该是公开透明的。我们需要知道围绕在这些技术周围的的道德框架。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否有机会跳出为我们设计的框架之外。我们需要思考，这些劝导设计是否会对大众有害。我们应该真正地从短期和长期正视劝导式技术这个问题。

如果缺乏对劝导式技术的透明认知和掌控，这部分的教育应用就会充满太多风险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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