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多位政界人士呼吁政府对Nexperia在英格兰斯托克波特的芯片工厂采取“国家安全”干预措施,要求其进行强制剥离。该工厂隶属于总部位于荷兰、由中国资本控股的半导体企业Nexperia,长期服务于英国汽车与能源电子行业,产品覆盖功率器件、工业控制等关键模块。
英方此次施压,正值欧美对中资企业在制造业布局持续警觉之际。尽管政府尚未作出最终裁定,但“审查—限制—剥离”的路径已日趋清晰。Nexperia方面则第一时间作出回应,明确指出其英国业务合法合规,运营多年稳定,任何试图以非市场手段干预企业正常经营的行为都将对投资环境造成负面冲击。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端的操作逻辑,并非英国独有。在此之前,荷兰政府已对Nexperia实施类似制度干预,英方此举可视为一套模式的延续。中资企业在欧洲的运营正面临更为系统性的政策挑战。
何以被“瞄准”?
斯托克波特工厂并非高端芯片基地,却掌握着功率半导体领域的重要一环。其主打产品包括MOSFET、二极管等成熟制程的电源管理芯片,广泛用于汽车电子、逆变器系统、可再生能源设备。虽然技术门槛低于AI芯片、先进晶圆,但其在应用场景中承担的是核心功能。
这类工艺成熟的“基础器件”正因其广泛分布在终端制造中,成为“技术主权”语境下的博弈目标。英国政界的担忧,表面是对安全的防范,实则关切的是制造端关键能力被外资掌握所引发的控制权问题。
自2022年英国《国家安全与投资法案》正式实施以来,芯片、能源、通信等行业均被列为“敏感领域”,政府得以对外资持股、关键资产进行审查。斯托克波特工厂正处在这一监管逻辑的交汇点上,成为中资资本结构下的一块“制度靶标”。
荷兰开先例:制度围堵的扩散路径
英国并非第一个采取动作的国家。今年10月,荷兰政府以“关键资源可得性风险”为由,启动《物资可用性法》,对Nexperia治理结构展开干预。政府担忧其关键技术与产能可能外流至中国,进而威胁本国产业链的战略连续性。
早在2022年,英国政府便已在纽波特芯片厂案中援引国家安全法,要求Nexperia出售多数股权,终止其控制地位。如今延伸至斯托克波特厂的施压,不过是相同逻辑下的另一回合。
这两国的行动,标志着“国家安全”概念已在欧盟和英国的投资监管中被高度工具化,并成为重构全球芯片资本格局的一种方式。表面上看,是对投资风险的管控,实则是在以主权手段干预市场流通,并逐步形成一套排斥中资的制度网络。
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是合规经营多年的制造企业,也难以完全规避来自监管端的政策风险。投资自由与产业保护之间的界限,正在悄然被重绘。
中资企业被动受围:合法资本逐步边缘化
Nexperia的案例,已不仅是一场个案纠纷,更是中资企业在欧洲政策气候下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从收购受阻、扩产受限,到如今面对撤资与剥离的压力,一条从市场参与者转为被监管对象的路径正在清晰显现。
这类制度性逆风不仅对企业本身造成伤害,也对欧洲自身的产业战略带来悖论。一方面,欧洲普遍强调“本地制造回流”与“供应链安全”;另一方面,却在政策操作中推开了包括中资在内的长期资本。
英国芯片产业协会就曾公开表示,此类做法将直接削弱外资对英国制造业的信心,使本已脆弱的半导体产业生态雪上加霜。尤其在全球制造资本普遍谨慎的大环境下,政策的不确定性比地缘风险更能决定资本流向。
而对产业链下游的影响也已初现端倪。欧洲多家车企与逆变器制造商正面临由Nexperia供货缩减带来的原料瓶颈。这类功率器件的替代非一朝一夕,短期内极易影响生产排期,长远则损及整个新能源车与工业控制领域的出货节奏。
西方内部矛盾:对中资立场并不一致
虽然英国与荷兰步调一致,但所谓“欧美统一阵线”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分歧。美国尽管在技术管控上态度强硬,但针对中资企业的具体处理多集中在高端设备与出口许可层面。相比之下,英国更倾向于从资产结构上彻底“拔钉”,采取直接剥离的做法。
澳大利亚虽亦在国防安全方面出台审查规则,但并未在中资制造领域主动出击。法国、德国等国家至今在芯片制造领域也未选择对中资实施系统性干预。
英国的路径更具“试点”性质,其成败直接影响其他国家是否跟进。对投资者而言,如果资本属性被用作审查门槛,那整个欧洲的风险评估体系将从商业指标滑向政治标准。这种转变极易动摇多边投资体系的基础,也将破坏长期建立的法律信用。
应对之道:逆全球化压力下的中国筹码
这一系列事件的本质,在于全球经济从市场主导转向地缘主导的转型期内,产业资本正被重新标记。中资企业要想继续参与国际产业链,就必须从依靠市场规则的被动期,走向制度博弈与供应链重塑的主动期。
在法律上,中国有可能依据投资协定、世贸争端解决机制等渠道,对非市场干预行为提出异议,强化多边层面的权利救济。在战略层面,则应更加重视海外布局的合规架构设计——包括资产拆分、控股结构弹性以及退出路径预设。
与此同时,本土制造能力的提速势在必行。Nexperia所涉的功率半导体、车规级器件、工业电源模块等领域并非高端制程,但覆盖极广。倘若在海外面临政策风险,就必须同步在国内构建可替代的基础制造能力,避免被“断链”。
无论是斯托克波特,还是纽波特,这些工厂事件映照出的不只是个别风险,更是中国制造出海所面临的新世界秩序。在这一秩序中,合规不再是护身符,资本也不再免疫政治,主动建构抗风险机制,才是下一个阶段的关键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