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在巴西收入不平等减少中的作用

原文信息：Alvarez,Jorge, Felipe Benguria, Niklas Engbom, and Christian Moser. 2018. "Firmsand the Decline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Brazil." American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 10 (1): 149-89.

在西方发达国家面临持续恶化的收入不平等的同时，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在1996-2012却经历了大规模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下降，这意味着巴西的国内收入在此期间逐渐趋于平等，而这种现象在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均有发生。为探究这场持续17年之久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下降的来源，本文将影响个人收入水平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企业因素和个人因素，并利用两个政府内部数据库的数据研究企业和个人因素谁对收入不平等水平下降的影响更大以及具体是何种企业和个人因素影响了收入不平等水平的下降。这里两个数据库是——RAIS，这个数据库中包含了巴西由雇主申报的关于雇员的收入和人口特征信息，通过这个数据库我们可以同时掌握雇主和雇员的信息，从而可以将企业因素和个人因素分离出来；PIA，这个数据库包含了巴西采矿业和制造业部门企业收入和成本的详细信息，可以分离出这两个部门企业的特征，从而将企业特征和前文的企业因素和个人因素联系起来。

数据、变量和样本选择

数据和变量：文章主要利用RAIS和PIA两种数据。

首先是RAIS数据。RAIS数据中的每个员工都有一个时间不变的标识符，它允许我们随时间跟踪个体。它还包含时间不变的公司标识符，从而可以用来连接多个工人到他们的雇主。RAIS中的信息非常具体，包括：对于每一个公司来说，在该公司受雇期间支付给每个员工的薪水，每个员工的个人背景及特征，总支付的薪水还细分为工资收入、节假日津贴、绩效津贴和其他补贴以及利润分红，但是不包括员工的资本收入。在变量上作者做了如下设定：为了避免劳动供给偏差，文章将员工的工资总收入除以每个员工的工作时间，得到单位时间收入，以此来衡量收入水平；由于文章在报告受雇者年龄的时候只汇报了受雇者的出生时间，特别是对于1994年以前的数据，RAIS中的数据只汇报了受雇者的年龄处于哪个年龄阶段，为保持一致性，文章关于年龄以及与年龄挂勾的经验（文章中利用年龄来衡量经验，具体来说用年龄加上6年——最少的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经验。）都是用时间段来表示的：低于18岁，18-24，25-29，30-39，40-49，49以上。文章中还将雇主和雇员所属的产业部门和职业进行分类，利用的是巴西本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一位数职业分类和两位数部门分类方法。

样本选择：在样本选择上，文章对样本进行了三个方面的限制对数据进行处理。第一、排除了数据中的公司或工人标识符被报告为无效，以及数据点中存在丢失数据如收入，就业日期，教育程度，或年龄等。这个过程只损失了1%的原始数据。第二、为了减少计算复杂度，文章将数据限制在每个工人年的一个观测值上。我理解的意思是每个工人在同一年可能供职于不同的公司，因此选取这个人在该雇佣年中供职时间最长且报酬最高的部分作为样本。由于数据中每个人每年平均拥有的工作数量为1.2并且不存在趋势，因此本章认为对样本施加这个限制对结果影响不大。需要提出的是，文章用来衡量受雇者工资的数据是该行业该职位的最低工资，这在图一的附注中有提及。第三、文章将样本限制在18-49岁的男性。理由是约束为男性劳动者有利于避免随着时间推移女性劳动力供给格局发生变化的问题；并且因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多提前退休的情况，所以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49岁一下的男性员工，以避免这种无效观测。

其次是PIA数据。PIA数据是

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

经济学家们已经意识到员工自身的因素在解释收入不平等上的能力有限（Mincer 1974; Heckman, Lochner, and Todd2003），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转向公司在解释不平等上的作用。首先，本文将员工收入方差分解为由于公司之间的差异引起的收入方差和公司内部员工之间差异引起的收入方差，表示如下：

（1）

可以从图中看出，在对平均收入方差进行分解之后，企业间收入方差的下降较企业内部收入方差的下降对平均收入方差下将的解释力度更大。企业之间的不平等从1988到2012减少了的42%，而公司内部的不平等下降了36%。但是这种对工人原始收入方差进行分解的方法不足以证明不同公司的工资制度导致了总体人均收入方差的下降。为了实证公司工资政策对不平等水平下降的影响，文章利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工人和企业异质性。

（2）

logy it为t年员工i收入的对数，为员工项，年与第i个员工对应的公司的项，为时间效应。

（3）

文章假设残差项满足外生条件。所以，在这第一个估计方程中，为员工效应，为企业效应。在这个估计方程的基础上，我们这可以对回归方程两边同时取方差从而得到对数总收入的方差分解为：

（4）

其次，再考虑总收入方差变动中的员工效应和企业效应是由什么样的员工特征以及公司特征所影响的，通过如下回归得到：

（5）

（6）

（7）

（8）

其中，代表估计出来的公司效应，Xj是由一系列衡量公司特征的变量组成的向量，a i代表估计出来的员工效应，Wi是由一系衡量员工特征的变量组成的向量，它包括常数项、员工所属的年龄阶段、4个受教育程度的虚拟变量、固定效应。同样对（5）、（7）取方差可以得到（6）、（8）。通过这个方法，就可以将衡量员工特征和衡量企业特征的变量的分布的变化与收入方差变化联系起来，从而显示出员工特征和企业特征分布的变化对于总体收入不平等的减少具有怎样的重要影响。

通过对巴西1988-2012收入不平等下降的如上回归分析，文章得到的估计结果如下。首先是将总收入方差分解成员工效应和公司效应，文章为了让读者看清不同子时期中的总收入方差、员工收入方差效应、公司收入方差效应，将估计结果绘制成折线图，如下：

从该部分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员工异质性在单独解释每一个时期的个体之间的收入方差上比公司异质性作用大，但是公司异质性在解释由1996-2000这个时间段到2008-2012这个时间段的收入方差的缩小上，解释力更加强。因此，可以初步得出公司效应在收入不平等减少中的作用更大。在知道公司效应对于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更大之后，要知道是何种公司特征影响了公司效应使得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大幅降低了——即什么公司特征使得不同公司对同种工人的支付趋于相等了，这个需要用后一个模型估计进行验证。

在用一系列企业特征变量对企业方差变动效应进行估计后得出：

可以看出，从1996-2000到2008-2012，公司表现与公司的薪酬构成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紧密，即工人技能工资溢价较低，企业生产率支付溢价较低。在1996-2000年生产率高1个对数单位的企业会给其员工的薪酬多付0.26个对数单位，但是到了2008-2012年，同样生产率高1个对数单位的企业只会给其员工薪酬增加0.14个对数单位了。并且从从1996-2000到2008-2012总对数收入方差中，由可观测的企业特征不同来解释的部分下降了6个对数单位，为这都是由于公司薪酬和企业特征之间的联系程度变化导致的。图7中这种作用用折线图的形式表示出来了。其中绿色的折线表示从我们的分析中得出的一个关键结论是，工人和企业特征到薪酬的转变是巴西不平等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可以看出这具有最大的解释力度。

文章还对这种从工人和企业特征到薪酬的转变其降低的来源进行了讨论。第一、教育获得率提高。员工的教育获得率提高，从而员工工资中的教育溢价就降低了。至于这种变化如何通过影响企业的支付政策从而影响员工收入还没有明确的思路。二、企业雇主和雇员之间讨价还价的能力。更高的基准薪酬和对公司特定（工人特定）业绩的较低依赖性可以合理地解释文中所记录的关于实际收入增长和企业生产率支付较低的事实。第三、巴西联邦最低工资限定在真实值上提高了119%。最低工资限定的规定不会影响企业和工人特征的分布，但是会影响公司对员工收入的分配，这就与本文给出的证明一致了。

结论

本文利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来估计收入不平等水平大幅下降的来源。本文最基本的结论是公司效应对于收入不平等下降的影响更大，虽然生产率水平越高的企业对员工支付得越多，但是公司生产率水平并不是一个解释不平等水平下降的重要因素，而从公司生产率到公司支付之间的转换水平下降是收入不平等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由不同受教育水平和能力衡量的员工异质性与其可以得到的收入之间的联系下降，即在巴西受到高等教育或者拥有更高生产能力的员工不能获得相应的更高的收入，而这解释了收入不平等的大幅下降。从而文本认为，公司的薪资政策而不是企业或员工自身特征的变化驱动了巴西不平等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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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编：王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