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娜，李俊奎：“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再思考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在本质上是承载、传递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为主体所运用并与客体有效互动的符号系统。虽然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成立的要件看，大数据并不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立载体。但是，通过对传统载体的“技术赋能”，大数据可以利用自身技术优势为当下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转型和创新提供技术支持，推助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转型。

[关键词]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20世纪90年代，横空出世的大数据技术犹如一场飓风，给整个人类带来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英国学者维克多·迈尔·舍恩伯格指出：“就像望远镜让我们能够感受宇宙，显微镜能让我们观察微生物一样，大数据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1]92-93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具有现实关怀和实践精神的一门学科，自然不会忽视大数据的现实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数据已经成为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重点选题和新的学术增长点。在一片学术繁荣中，大数据作为当下网络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似乎已经是“无需证明”的事实，很少有学者会对此提出学理上的质疑。但笔者认为，正如我们迄今为止对大数据这一新事物的本质仍处于探究阶段一样，当我们把研究兴趣聚焦于“大数据载体”本身的特点、形态、结构以及功能上时，对于大数据本身是否可以称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这一基本认识却缺乏必要的理论自觉。基于此，本文将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本质和成立要件出发，结合大数据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等基本问题进行再思考，以期推动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创新与转型。

一、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本质的再认识

“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是架起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和途径之间的逻辑桥梁。因此，重新审视和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这一范畴是重要的理论前提。

（一）众说纷纭的“载体观”：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现有认识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范畴，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兴于20世纪90年代末，发展于21世纪初。但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本质的认识仍然众说纷纭，尚未达成共识。各具特色而又相互竞争的学术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首先，活动形式论。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承载和传导思想政治教育因素，能为教育者所运用、且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可借此相互作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如开会、谈话、理论学习等。”[2]29笔者认为，把载体界定为活动形式，有将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形式与载体相互混淆的嫌疑。开会、谈话等活动形式，主要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口头交流与沟通，它主要运用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载体、文字载体等；理论学习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通过书籍等文字载体进行的交流与互动。换言之，开会、谈话、理论学习等均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活动，将其笼统地视为载体，值得商榷。

其次，物质形式论。该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承载、传导思想政治教育因素，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运用、且主客体可以借此相互作用的一种物质存在形式。”[3]笔者认为此观点也值得商榷。姑且不谈何为“物质存在”，单就与“物质存在”相对应的“精神存在”而言，“精神存在”是否可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呢？如“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抗洪精神”等等。显而易见，上述精神符号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不仅能够完全胜任，而且在学理上也顺理成章。可见，将载体看作物质存在形式，有遗漏精神载体的学术瑕疵。

再次，活动形式与物质实体论。一些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能够承载和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或信息，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运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活动形式和物质实体。”[4]392该观点把活动形式和物质实体都看作载体，看似合理，但实际上，这种说法除了存在上述第一、第二两种载体观的不足之外，还存在着逻辑上的混乱。如活动形式与物质实体之间是否相互包含？现实中如何厘清？语言、文字是属于物质实体还是属于活动形式？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理顺。

最后，可控方式和外显形态论。与以上直观表述不同，该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承载、传导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信息，并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产生影响、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信息进行反馈的一种可控方式和外显形态。”[5]4-5不过，虽然这一观点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抽象为“可控方式和外显形态”，绕开了载体是物质形式、精神形式还是活动形式的纠缠，但在探讨具体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时，仍然存在着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与活动形式相混淆、忽视精神载体的不足之处。也就是说，这种企图消弭学术分歧的学术努力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进步，但在划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形态时，仍然没有跳出以上几种观点的误区。

由此可见，当下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研究和认识尚处于探讨的初始阶段。虽然相关研究接连不断，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阐释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这一原初范畴的内涵和边界。但客观地说，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本质”这一核心问题并没有真正的触及，对载体是什么以及载体的存在形态等基本问题仍需要进一步建构。

（二）一种文化符号：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再认识

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自主构建自身思想政治素质，提高自身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离不开沟通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良性互动的中介系统。而载体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笔者认为，从实践活动主体——人的本性来讲，载体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

人类社会的进化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有生命的物种都有自己与外部世界发生互动的一套系统，即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依靠感受器系统，生命体接受外部刺激；依靠效应器系统，生命体对外在的刺激作出反应。这两套系统共同构成恩斯特·卡西尔所说的“生命体功能圈”。不过，人与其他动物功能圈的不同在于，人是地球上唯一能进行符号化思维和符号化活动的生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物理世界”和“符号世界”的双栖生物，亦即人类被处于自己创造的语言形式、艺术想象、神话符号以及宗教仪式等文化符号之中。以符号为中介，人类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从生物人走向社会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是一种符号动物。人类的所有活动，都需要借助符号来进行。从实践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精神实践，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无疑也是一种符号活动。因此有学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社会与其成员，借助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介，进行思想政治交流互动，双方在吸纳、认同一定社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的基础上，自主建构思想政治素质的社会实践活动。”[6]这里的中介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因素。而载体则是承载、传递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包括内容、目的、方法等），联结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中介之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目的、方法等要架起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沟通的桥梁，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才能够实现。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7]139这一论述，形象地阐述了教育内容、方法、载体间的联系。过河是内容、目的，方法是架桥或乘船，载体是桥和船。

综上，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社会一种实践形式，无疑也是一种符号化行为。载体作为中介的组成部分，本质上就是一种符号。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如果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高自身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必须要借助符号系统。

二、大数据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局限

如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连接教育主客体的一种符号系统，既与途径、渠道相连，又与方式、手段相区别。那么，大数据作为一种技术表征，能否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呢？

（一）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得以确立的3个要件

从载体概念的角度分析，一种文化符号要被纳入载体，并充分发挥载体功能，必须具备3个条件。

首先，要承载、传递明确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载体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互动沟通的中介之一。教育双方的有效互动离不开用载体来承载、传递有效的教育信息。陈万柏、张耀灿教授指出：“只有当它们有了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指向性，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后，才可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2]240可见，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应具备的首要条件是承载、传递有效信息。然而有些文化符号虽然也承载和传递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但它并不一定是有效信息，而是有待分析、归纳和综合的复杂信息。因此，不能笼统地称之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其次，能够被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方案实施阶段，且与一定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相一致。有些文化符号虽然能够承载、传递教育信息，但如果不能被纳入教育过程的方案实施阶段，或者被纳入到方案实施阶段，但承载的信息与教育目的不一致也不能作为载体来使用。有些文化符号虽然承载和传递有关教育对象接受的教育内容以及与教育者互动方面的信息，但这些反馈信息与明确的教育目的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甚至相互冲突。因此，这类文化符号也不能作为载体来使用。

再次，要联接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双方，并可以实现有效互动。虽然载体是联接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文化符号，但只有那种能够使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产生有效互动的文化符号，才能称之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有些文化符号虽然也被纳入到教育过程的方案实施阶段，但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教育对象不认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难有有效（良性）的互动。换言之，无效互动的文化符号也不能将其作为载体。

综上，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成立必须具备上述3个条件，否则，不管这种文化符号功能属性与载体多么相似或接近，也不管其形式多么具有时代性和技术优势，都不应被当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看待。

（二）大数据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面临的挑战

当前学界对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数据载体”的功能、特征及其应用等方面，鲜有反思大数据作为载体使用是否恰当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笔者认为，重视大数据与载体的关系研究这一学术方向并没有任何问题，大数据给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创新与转型也确实提供了无限想象的空间与机遇。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套用载体的一般性，认为大数据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对照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成立的3个要件可以看出，大数据仍然难以成为独立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首先，大数据虽然可以承载关于教育对象接受教育内容、教育目的、教育载体互动的信息，但大数据承载和传递的信息是一个有待分析、归纳、总结的复杂反馈信息。这里面既有正面信息、也有负面信息；既有与教育目的相一致的信息，也有与教育目的不一致的信息。或者说，大数据承载的信息是一种复杂的、而非明确有效的信息。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承载的是教育方案制定结束后目的明确，且要传授给教育对象的、正确科学的内容、目标、任务等主要信息。因此，大数据承载、传递的信息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承载的信息有着质的区别。

其次，虽然大数据能够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反馈信息进行数据呈现和分析，并能够被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但仍不能就此认为大数据就具有载体属性。如上所述，载体是被纳入教育过程的方案实施阶段，促进教育双方进行有效互动的中介。大数据虽然可以覆盖教育过程的所有环节，并可以收集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借助载体互动的信息反馈，使载体能够在动态中不断得到调整。但这也只能说明大数据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使用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而不能自然地认为大数据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再次，大数据通过分析综合似乎可以承载、保存一定的教育内容等信息，作为教育双方互动的凭借。从这个角度看，大数据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似乎是可行的。但大数据的主要功能或者说优势在于数据的动态分析，而不是数据的静态保存。如果只有静态的数据保存，我们是否还能将之称之为大数据呢？

综上，大数据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并不能完全满足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所需要的3个要件。因此，笔者认为，大数据虽然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和转型有着划时代的方法论意义，但将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来使用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和现实困境，需要谨慎对之。

三、技术“赋能”：大数据技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转型

虽然大数据难以成为独立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但并不代表大数据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建构与完善中无所作为。恰恰相反，大数据时代，传统载体的创新与转型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大数据这一宏大技术支撑。为此，凭借大数据技术，对传统载体进行“技术赋能”，促使传统载体与现代载体进行有效互补和对接，实现传统载体的现代转型与创新，是当下摆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大数据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转型提供了技术可能

众所周知，大数据不仅仅是海量数据，关键是通过海量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可以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方面，大数据可以在技术上有效弥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不足，为传统载体的创新转型提供技术支持。

首先，大数据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合力的形成提供技术可能。囿于技术的限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大多相对独立地开展活动，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对话和交叉，导致传统载体在各自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常常暴露出单个载体的力不从心和技术不足。大数据的出现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教育合力的形成提供技术条件，促进网上与网下、传统与现代、单一与多样等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相互促进和融合。换言之，在大数据背景下，通过大数据技术平台可以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各载体的优势互补，推动传统载体与网络新兴媒介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交叉跨界，从而形成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合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益。

再次，大数据为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空间提供了技术可能。大数据的技术支持可以突破传统载体的时空限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线上”与“线下”的良性互动与相互勾连。借助大数据的力量，可以创建具有感知、推理、辅助决策等智慧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智慧教育”。以此为平台，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可以更好地了解、掌控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从而显著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与效率，推动传统载体从形式到内容的现代转型。

最后，大数据为评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效度提供了技术可能。长期以来，由于不同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和表现形式的差异，载体效度评估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体系中的一个技术难点和薄弱环节。而通过大数据的跟踪技术和云端分立数据库的彼此相联，不仅可以对载体要素进行多维度的联机分析，实现严密细致的逻辑推理，客观完整地展现教育对象的思想变化路线图。而且可以将每个考察对象置于宏大的教育场景中进行审视与评估。这样就可以达到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效度进行精确分析和有效评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改进和完善提供科学依据。

（二）大数据推助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转型的路径

从实践的角度讲，大数据可以在数据挖掘和技术分析两个层面助力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创新转型。

一方面，通过“数据挖掘”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向现代载体转型。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不具有数据挖掘功能，从而极大地限制了载体功能的充分发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的重复和浪费。大数据强大的数据挖掘功能可以帮助传统载体在技术上升级换代，转型成为适应时代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例如，在课程载体方面，应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双方在课程使用、课程学习、课程反馈以及课程评价等资源方面进行数据挖掘，使传统网下载体向网上课程载体转型。这种转型在成功扭转传统课程载体“网络尴尬”局面的同时，也可以发现更多具有专业优势的品牌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优质资源共享；再如，在管理载体方面，以数据挖掘为核心的网络管理模式已经成为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载体的重要形式。网络管理模式是在大数据挖掘的基础上实现学校、社会、家庭信息资源的共享，简化管理程序，打造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一体化模式，让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智能化、人性化、一体化。这种转型实现了显性载体和隐形载体的精准化服务和集约化管理，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资源浪费和管理低效、无效等问题。

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推助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大数据的普及和广泛使用，使网络载体逐渐在众多的载体中脱颖而出，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交流对话、信息收集发布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监控评估的重要平台。而网络最大优势主要体现在其技术上，即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海量数据的收集和技术处理方面。因此，通过技术分析，构建高效、便捷、绿色、人文的网络教育平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已经势在必行。这种依托大数据的技术创新路径，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通过健全和完善各级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为大数据收集、分析提供硬件保障；二是要利用大数据的开放性、多样性、便利性和互动性等特点，对海量数据进行技术分析，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现代性的丰富内容和优质资源；三是在技术分析的基础上，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空间，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真正做到“线上”与“线下”的无缝对接，实现全时育人、全方位育人；四是通过海量技术分析，搭建预警反馈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优势，跟踪了解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的发展变化及趋势，及时做好舆论引导和干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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