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互联网巨头的生死劫

分析中美互联网巨头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几乎每隔20年，全球的互联网巨头公司，就会迎来一波巨大的危机甚至灭顶之灾。从此衰落或者是再次新生，没有任何一家能幸免。

这不是危言耸听。在这背后，是看不见的经济周期和看得见人口变迁，在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20年一道坎，巨头们的梦魇

11月20日，刘强东在沉默许久之后，首次发声，“京东管理团队已稳定成型。”外界猜测他是不是要交班。2018年是京东的极其动荡的一年，伴随着创始人的性丑闻事件同时，股价今年以来暴跌近50%。但是股价暴跌的深层原因，却不仅仅是性丑闻这么简单。

最近饱受折磨的创始人不仅仅是他，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很长，涉及到中外各个巨头：拉里佩吉、马克·扎克伯格、马斯克、马化腾等等。

在这些巨头和创立的公司身上，我们可以找出一个共性，那就是公司都成立了20年左右。而他们可能面临着成立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而这个规律在上一波经济周期中成立的苹果、微软等巨头身上同样适用。

我们先来看我们总结的一个互联网公司危机周期表，一目了然。

为什么是20年?表面看，是公司的产品或者管理的落后，但是背后的真相是，这些公司和创始人踩到了经济周期或者行业周期的红线上。

认真分析，在20年的危机背后，会发现一些共同的规律：

1、老巨头的危机：每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上一波经济红利期产生的科技巨头都会出现问题，甚至是濒临倒闭，比如苹果公司在1996年已经聘请了破产顾问，准备清算关门。董事会被迫请了乔布斯再次出山担任苹果CEO，力挽狂澜，如果没有他，苹果就消失了。只是一个水果的名词了。

2、新巨头萌芽：每一次经济危机，是老巨头的至暗时刻，但是是潜在新巨头的诞生时刻，在1998年，微软濒临解体，但是谷歌、腾讯、阿里等未来的新巨头都开始创立了。

3、内忧外患：巨头的衰落，一方面是整体经济形势的下行，营收受到影响，但是另一个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其实公司由于搭乘着国家和社会的经济红利急速的发展，很多公司内部人员、管理、战略的问题，其实会被快速的发展和繁荣所掩盖，但是公司一旦放慢增长，问题马上会爆发出来。

比如潘乱关于腾讯的那篇文章，本意是一个纯粹的行业探讨。之所以爆发出这么大影响和回响，除了文章本身，更重要是腾讯处在经济周期和公司发展的拐弯点。腾讯之前一直都是行业明星，没有人质疑过腾讯的增长和模式，但是在今年上半年，因为经济放缓、相关政策、外部竞争、收入下降等多种内外部原因，腾讯整体增长放缓，这个时候发起的这个讨论，刚好卡在了这个关键节点上。导致了舆论的大爆发，包括外部和腾讯自身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认知。

4、新技术的威胁：伴随着经济和社会调整产生的新一代技术，加速了和老巨头的竞争，分流了用户，革新了用户体验，进一步挤压老巨头的市场，这个时候如果再有外部的经济波动，或者政策变化，可能就是一个灭顶之灾。

1997年，谷歌创立时，微软认为浏览器是互联网用户的核心入口，当时 IE浏览器占了80%的市场，根本看不上搜索。1998-2002年成为了Google发展的黄金期。 2003年初Google搜索网页市场份额已经35%，搜索引擎份额约70%，微软市场份额仅为15%。

从1997年到2004年，微软一直深陷反垄断案危机中。加上谷歌的冲击，雪上加霜。市值从2000年跌破6000亿美金后，直到2017年10月才再次恢复6000亿市值。花了17年时间。

5、周期性危机：我们发现，新经济的发展，引发的危机是有周期性的。从1978年到2018年，基本上是20年为一个周期。但是新技术会缩短危机的发生的周期时间。也就是说，越新的技术，越后来成立的公司，发生公司化危机的周期可能就越短。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批是20年，当新兴巨头们的半衰期已经开始缩短到15年，接下来可能就是10年。

公司衰落背后的经济周期

任何一个经济周期和行业周期的背后，都必然会经历复苏、繁荣、登顶、衰退、萧条，再复苏。循环往返，永不停歇。

20世纪20年代，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在比较了多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后发现，经济发展存在一个为期50—60年的周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周期理论——“康波周期”。

后来，美国的伊斯伯尔丁对这个理论进一步的解释，一个康波周期大约包括3个库兹涅茨周期(因在建筑领域表现明显，也称为房地产周期)每一个库兹涅茨周期是20年左右。这个周期刚好是我们开头提到的互联网巨头的半衰期。

互联网最大的改变之一，就是带来新技术带动了社会关系的改变，包括生产关系的优化和调整。从促进了新的经济的发展。而新技术与经济的发展就是一对孪生兄弟。1998年，对当下中国互联网产生巨大影响的公司纷纷诞生，包括阿里、腾讯，以及后来的百度等。他们对中国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质的飞跃的促进作用。

科技创新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也意味着新的利润和回报。原来闲置的或者低回报的货币，纷纷的进入新的经济和技术领域里来。新科技把原本沉没的资本变成了活跃资本，从而推动了新经济投资急速发展。

在巴拉诺夫斯基理论里，经济就像是一台蒸汽机。当工人往锅炉里不断添加蒸汽时，当累积超过一定时间，空气压力会不断增加，直到最终产生动力。在投资领域也是如此，资本就像是蒸汽，不断投入到整个社会运营里，从而催动某个行业乃至社会运行。但是，蒸汽会泄露，资本会流失，最终靠投资驱动的行业和社会都会减缓，乃至停滞。

国内的互联网，经历了1998年的门户、1999年的电子商务、2001年的企业服务、2002年的SP、2003年的网游、2006年的视频、2013年的手机游戏、2014年的2B服务、2015年的互联网金融、2016年的共享单车、2017年的新零售、2018年的区块链等无不如此。

不管在哪个国家和行业，经济就是经历着一个又一个不断的周期循环。而在这中间，新的技术创新和大规模的应用又会把触底的经济再一次拉动，成为新的经济的发动机。

1998年-2018年，20年，刚好是一个库兹涅茨周期，也就是整个互联网的调整期，或者是行业洗盘阶段。

提出过商业周期循环论的熊彼特，在谈到经济周期时说，“周期并不像扁桃体那样，是可以单独摘除的东西，而是像心跳一样，是有机体的核心。”

人口对互联网影响有多大?

库兹涅兹周期典型两个关联因素，一个是居民财产购建，二是人口转移。

根据雪球的资料显示，“目前全球的总资产里，房地产大概占了50%。但在中国总资产里，房地产占比高达70%。股票市场大概占25%。”那么人口的转移对一个经济周期和中国互联网的影响有多大呢?

在人口迁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人口迁徙停止或者下降时，就是经济或者巨头出现危机的时候。来看看每一次科技和互联网公司遭遇低谷的时候，人口迁移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在开头的公司图表里，我们发现1998年和2018年是明显的低谷。在这两个年份，中美人口迁徙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1998年的美国：

从1994年开始，一直到1999年，美国人口的迁徙进入低潮期，其中1994年到1995年是美国经济包括互联网巨头的低谷。这个期间，是包括苹果、微软等多家公司的小年，经营困难，甚至濒临关门。直到1999-2000年左右才开始复苏。

而在此期间，美国的净移民人口(不是新移民)也在急速下降，从1997年的顶峰850万左右，一路下跌到2002年的550万左右。这个期间，也是各大互联网公司的低谷。由于特朗普的上台，美国近几年执行了移民方面的保守政策。新移民急剧下降。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硅谷等地区出现了人才的短缺，但整体危机还没有完全爆发。

1998年-2018年的中国人口：

而中国人口呢，由于城市化加剧，从2000年开始，中国人口开始进入到快速的迁徙状态。从1998年的大概1亿左右开始起飞，到了2014年的2.5亿人左右。然后开始下滑，一直到现在。

中国从1998年开始人口加快流通，就在这一年，诞生了阿里、腾讯等各大公司。人口流通带来了新的消费需求，比如手机。1999年，诺基亚无天线的3210正式面世。2000年摩托罗拉V98爆发。而现在是全球手机大佬的OPPO、vivo，也就是2001年成立的。2013年，智能机的出货量首次超越功能机。

而智能终端的发达，又进一步促进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加剧了人和人之间的连接。2014年，中国迁徙人口到了最高峰，超过2.5亿。也就是这一年，移动互联网全面爆发。阿里、陌陌等30多家互联网公司批量上市，这一年是中国互联网大年。

人口迁徙带来了新的经济模式，带了新的技术需求，带来了廉价劳动力，促进了实业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城市新移民是新兴经济的消费主力军，随着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大量的人口从农村向一二线城市迁徙。新一代城市移民在收入水平和购买力上均有大幅提高，成为重要的互联网的忠诚用户和消费者。他们逐渐转化成为城市庞大的消费群体。也就是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人口流动和迁徙的历史。

那句已经为无数人引用过雷军的话：在风口上顺势而为。其实说的应该不仅仅是行业的风口，而是顺应整个经济周期的大势。小米、BAT、苹果、谷歌等无一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