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这周在《大西洋月刊》上发布了一篇长文:《为何技术偏爱暴政》,他试图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来谈谈他眼中的“人工智能威胁论”。
赫拉利认为,人工智能不是要替代掉某个个体,而是把自由和平等的理想抹去,进而民主将不复存在。
如今谁嘴上不念叨几句区块链、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呢,但大多数人是真的懂这些技术吗?赫拉利认为,普罗大众对这种“技术与我无关”的恐惧在日益增加。换句话说,大多数人知道这些技术可能会颠覆未来的社会,但自己并不了解这些技术,进而心生恐惧。
“技术恐惧”就像一种近似“知识焦虑”的心态,但二者不同的是:大家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来缓解自己的知识焦虑,在你知道的越多越发觉自己无知时,这种焦虑反而会日益平息。
但“技术恐惧”在赫拉利看来,反而会让寻常百姓觉得自己和未来渐离渐远,具体体现就是在政治上。过去两年民粹主义的兴起,正是民众利用自己手上的政治权利,试图抵御未来趋势的体现。但心态再失衡也不得不接受“社会现实”。
赫拉利曾在他上一部著作《未来简史》中提出,“未来人们不是被人工智能替代,而是变成‘无用阶级’(Useless Class)”。
无用阶级并不只是那些已经被机器人取代的简单劳动导向的职业,赫拉利举了 AlphaZero 四个小时从零自学到战胜人类的例子,他认为,人工智能既然已经可以飞速自学国际象棋并达到顶尖水平,那在警察、医学、银行等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职业中,人工智能在未来可能不只是给人类打个下手。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独享着两个能力:连通性和可更新性。想要获得这两个能力,目前人类只能通过教育实现。但每个普通人受了小半辈子的教育可能都难以匹敌人工智能的一次更新。
但我们无需太过担心未来的自己失业,从个体到行业,被替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像一百年前并没有程序员这个职业。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在未来能否符合新技术孕育出的新岗位需求。
这样来看,“技术恐惧”似乎和“知识焦虑”又是相互作用的,我们感觉到未来已来,但恐惧于分布不均,因此产生了知识焦虑,毕竟目前的科技还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
在十几年前,网民们还认为互联网是开放的。十年前,“棱镜门”如一盆冷水浇到大众头上,而现在,大多数网民都接受了自己的数据是被收集着的,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是被监控着的。
同时,民主的前提被破坏了。分配处理信息和数据的权力,没有给到更多的人和机构,而是在日益集中。当然,这样的负面论调未必会在未来成真,近几年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就旨在打破这种信息集中垄断化的趋势,开放互联网又时隔多年再次被频繁提起。
然而与其对未来茫然和焦虑,对现状不安和无奈,不如先自我审视,自己到底被“科技化”到哪一步了。现代生活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交出自己的部分数据,但原本我们应该有的一些能力,在一次次更方便的选择中被削弱了。
比如当你产生疑问时,你是先好好思考一番,还是先去谷歌一下?而谷歌给出算法呈现出的结果排序,是否也影响了我们对答案的判断?比如 Netflix 和 Spotify 给你推荐的剧集和音乐,你会完全拒绝它的“安利”吗?
或者这么问,我们为什么要拒绝算法诚心实意给我们的推荐呢,是为了所谓“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之中”的幻觉吗?无论是抵御还是拥抱人工智能和未来技术,最重要的是,不能丧失人和自我的主体意识。
赫拉利认为,在开发人工智能的同时,也要尽快弄明白人类智能的运作方式,尤其是人类思维中积极的一面,什么老师教出什么学生,一开始就跑偏的学生再自学就容易走歪。
另一方面,要规范数据的所有权,古代最重要的资产是土地,近现代是工厂和大机器,当代就是数据和信息。然而人类还没有太多的管理和规范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资产的经验,但这需要我们全人类的努力,不只是科学家,还有哲学家、律师,甚至艺术家都要参与其中,去思考”我们如何规范数据的所有权”这个问题。
赫拉利在文章中畅想了许多可以被拍成某集《黑镜》的情景,但《黑镜》以及近年来流行的反乌托邦作品除了加深我们的“技术恐惧”——“知识焦虑”的循环外,能否让我们跳出这个循环,真正去从自我出发,无论是抵御还是利用技术,去思考然后解决这个隐患?
缓解“技术恐惧”的方法不是无视它,也不是跳到另一面称它是杞人忧天,而是正视技术值得恐惧的具体内容。比如那些恐惧于信息和数据被巨头垄断的一小撮极客们,他们创造出了区块链,或许这就会在未来,让《1984》不会变成真正的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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