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链改的本质是重新定义社会权力关系

作者 ／ 老赵

来源／荣格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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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机器化加速了社会力量的分化与边缘力量的形成

首先，我们还是要以一个基本的思维框架来探讨这个命题。

按照加拿大学者考克斯在其所著《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的研究说法，生产关系无外乎三个重要内容：统治生产的权力关系、生产过程中技术和人员的组织和前两者造成的分配形式。而生产中往往有两个群体，一个是主导群体，另一个是从属群体，两个群体之间是相互博弈的。

至于生产过程中的内在发展形式受到劳动力分配方式的影响；争取控制生产过程的斗争则由技术所决定。其中，分配方式体现为胁迫、习俗、行政命令和市场化等多种。而技术则建立了劳动过程中指挥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关系。但技术既影响了社会力量的形成，也至少在同样的程度上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技术是解决社会中实际问题的手段，但要解决哪些问题和采取哪种解决办法，这些却是由掌握权力的人所决定的。

在决定技术发展方向的时候，掌握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常常是一个关键的动机。

从手工作坊到工业化规模生产再到机器自动化，人类的生产活动基本走过了这三个阶段。我们通常将手工作坊称为传统的“匠人”，尽管我们呼唤“匠人”精神，但实际上是有悖于工业化规模生产的实质精神——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所以，尽管我们口号将“匠人精神”喊的锣鼓喧天，但事实上没多少人能真正的去行之的——看看拼多多一旦上市就收到诸多所谓大佬们的拥趸并争相看好时，可见一斑。

但当用工成本高昂、劳资关系愈发紧张时，生产过程的主导群体自然而言去追捧机器自动化生产，愈发不愿意雇佣更多的工人。同时，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原来的主导群体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利益生态，在这个生态里，包含了生产者、资本家、金融家、自动化机器，以及中介渠道商。他们容易媾和在一起，甚至还有公权力掺杂其中——权贵资本主义。

原来的雇员等从属群体就被“挤出”。这个从属群体，在机器自动化的阶段，就成为了新的“可能贫困无助者”——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贫困者，他们同样有着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但在机器面前却无能为力。而同时，一大批“自由职业者”也活灵活现地存在着。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群体的多元化”和“矛盾冲突化”。

这些都构成了新的权力力量的角逐以及权力关系的演变因素。影响社会权力关系的力量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划分：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农民及其他，而是“新的可能的无产者”以及众多的自由职业者等一起构成了新的“社会力量”。尽管，这样的“力量”在此时还并表现的明显。

尤其是当所谓的“中产阶级”因为各种原因产生分裂和消亡时，这种“边缘力量”将会加速形成——除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之外的新中间力量，此时的“工人阶级”发生了“改变”，因为机器自动化会加速这一阶级的分化和裂变。

应该说，人类行进到今天，我们必须承认生产是具有道德和理性的——无论是契约关系，还是激励关系，亦或是伦理关系，主导群体和从属群体都是利益共同体，尽管彼此利益是通过动态博弈而持续进行的，同时通过沉淀下来的各种制度来约束彼此，包括利益的分配机制，从而形成了某些社会关系。

比如考克斯所说的12种生产的社会关系方式：生存型；农民-领主型；原始劳力市场；家庭式；个体经营；企业劳力市场；两方制；企业组合主义；三方制；国家组合主义；公社式；中央计划……

无论是从1789年开始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还是从1873年开始的帝国主义竞争的时代，或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我们都必须承认：生产的社会关系，不仅在影响着生产的国际化，同时也在影响着国家的国际化。

自然而言，区块链作为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同样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和影响。同时，由于“边缘、非主导力量”的加速形成，会进一步倒逼和推动这一进程。原因很简单：“边缘、非主导力量”需要自己的“历史舞台”，他们在机器自动化加速的时代不能甘愿成为“废物”，而是必须有所改变。

也正因为如此，区块链似乎就是一根救命的稻草一样，他们会死死地抓住不放。虽然没有多少人能真正说清楚到底区块链技术应用多久才能成熟以及到底在未来释放出多大的能量，但正如希望之灯塔一样，人们向光而行，这其实就足够了。

每一次人类的变革，其实都是从影影绰绰中开始的。千万别瞧不起百万反叛的力量。即使这种力量中有“人渣”和“不良者”，甚至也有“土匪”、“流氓”和“吸血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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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从土地关系到财产关系再到人社关系

让我们随着考克斯的理论逻辑思考下：由于生产的结构变化，可能只需要人口的10%到15%，就足以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全部物品。在这样的情形中，凯恩斯的理论就完全不适用了，因为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时常需要创造大量的货币需求，以确保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就要求对劳动、收入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

于是，双重运动的鼓吹者们和超自由主义与新商业主义形成了冲突和争吵。前者认为需要给“劳动”以社会价值，后两者则都是以世界市场来决定生产什么产品这一理论为基础的，即一切听市场的。

这样的争论，其实在区块链之前，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就如考克斯所说，迄今为止，变革的希望一直以工人阶级力量作为政治基础，而整个20世纪期间社会政策的成就靠的就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然而，现在设想建立新型社会的人们却似乎对工人阶级不再抱有希望。因为，工人阶级太过分裂，他们中间仍然保有一些权力的分子与现存的制度联系过于紧密。

实际上，正像我上面在第一部分所说，其他的边缘力量会进而进入变革力量的视线——欧美有学者称之为“非阶级”，我称之为“第四阶级”——这些人包括所有对现在的社会感到疏离的人们和拒斥（狭义上的）工作即是个人成就的想法的人们——这些人与从前的工人阶级不同的是：他们不争取掌握国家权力，他们只是要采取社会行动——人们开始从实际再生产向着争取社会发展的机会在转移，尽管面临着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障碍和挑战。

纵观经济历史进程，从自由主义经济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再到超自由主义经济，政府——企业联盟这种模式，一边对抗着包括通货膨胀在内的经济危机，打造出一个个“巨无霸”和“独角兽”的企业，一边又造成了众多的弱势和边缘群体。国家资本主义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这也是当下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发生动荡以及正在重构可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如何，区块链或是从再生产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做到同时进行。如果做到的话，这无疑是人类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又一次历史革命性的变化——封建社会时期的土地关系到资本主义时期的财产关系，再到如今不确定的大变革大重构时期的人社关系，生产的权力关系以及由此而发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包括国家的国际化关系，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影响，但从历史演变的轨迹和逻辑来看，“有一个历史大节点时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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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区块链与链改都是生产的权力关系的重新定义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随着雇主利用机器自动化，减少全职雇员的成本，但同时也在加大合同工和外包的使用——生产和就业的核心有个“边缘结构”，即核心就业减少、边缘就业增加，这一趋势由于经济危机而进一步加强——劳动力的边缘化。

这种边缘化的力量必须努力生存和发展。从比特币早期的参与者和因此获益者的人群来看，不难发现有诸多这样的个体力量的存在。

但不仅仅是个体。在商业丛林中，边缘力量同样包括那些“落伍的”或“不入流的”或“郁郁不得志的”企业们——它们同样需要有机会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何改变？从生产背后的权力关系革命开始：这些企业的企业主们和雇员及非雇员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主导群体和从属群体之间的关系，与消费者的关系也不再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而是一致性群体关系和自生态社区——从这个角度而言，链改是有重大历史意义、商业意义和社会意义的。

因为，链改的本质是重新定义了生产的权力关系。这才是重点所在。同时，远比币改更加的具有革命性、思想性和本质性。尽管，链改依旧不可缺少通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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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区块链与链改务必基于“人”而进行的“关系”重构

其实，这个问题不在于区块链技术本身，而是更在于生产过程主导群体的看法和作为——背后则是社会权力关系的博弈和进化。

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新技术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非此即彼的——正如考克斯所说，主导技术即使是在其最为盛行的时期也不能涵盖生产过程的全部。它们与其他先前发展起来的技术并存，那些技术各有其不同的生产社会关系，积累是通过生产关系现存的各种主导和附属方式之间有组织的相互联系而进行的。

从以熟练手工为基础的制造业到使用传送带技术进行的规模化生产再到自动或连续性生产，对技术的选择可能会取决于社会的权力关系。正像马格林说的那样：“不是蒸汽碾磨机带来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带来了蒸汽碾磨机。”

从技术发展史来看，基本存在两个不同方向：一个是面向大众市场的标准化产品的大规模系列生产，另一个是为市场不同部分生产不同产品的小规模化生产。但最终还是前者赢得了胜利，一个是成本优势，效率革命，另一个则是国家备战所需，而这一点也是重要的。按照考克斯的说法就是，始终是“对消费市场的竞争和国家间的竞争”。

对照下区块链，如果是可以有助于上述两个方面的竞争，这项技术就一定会得以发展，比如以区块链技术应用的发票，就有助于政府部门的税收监管。而区块链技术结合大数据并用于溯源的应用，就有助于消费零售市场的竞争。

更重要的是，技术和技术之间的“连接”与“相应”作用，会使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速度加快。新技术不是对旧技术的取代，也不是对其他技术的排斥，而是相互之间有关系，形成新的各自分工，而不同技术的兼容并存则表明有关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要极其重视物联网、大数据、5G以及区块链技术等整合力量的原因。

“对全球生产技术格式的描述就是一张全球权力关系图。”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链改，首先改的并不是技术本身——技术还在继续成熟的道路上，而是思维的改变以及组织模式与激励机制的改变。也就是说，基于“人”而进行“关系”的重构和改变。

“人”与“关系”解放，才意味着最大活力的释放。也就意味着社会的创新和进步。从这个角度而言，狭隘的说，公司制的终结以及自生态社区型的诞生是有可能的——“秩序”也将因此而得以重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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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链改是一种可能，但受技术和政策影响大

但正由于生产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的敏感性，以及区块链技术本身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所谓的链改并不意味着立即能“落地”和“有效”。恰恰相反，一定是伴随着乱象和混沌的。

链改的本质是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而有两方面在影响着其走向——一方面需要区块链技术“土壤”的肥沃和成熟，另一方面需要国家的意见和政策。这些都是需要时日，同时有“沙盒期”。

近日，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区块链领导干部读本》显得意味深长。这是一个信号。至少，国家没有排斥和拒绝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技术目前最大的意义在于它的运行机制，通过技术的精巧组合，完成资源的公平分配，从而确保社区的目标一致、成员的行为规范。这给我们看问题、想办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切入角度和思考路径”，人民网总裁叶蓁蓁在收入该书中的《从互联网思维到区块链思维》一文中呼吁业界同人“继续用发展的眼光看区块链技术，用科学的眼光看区块链标签,用战略的眼光看区块链产业，用冷静的眼光看区块链商机，推动区块链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区块链技术造福人民美好生活”。

无论如何，只要在路上了，尤其是在熊市期间，探索、实践和争论都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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