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人类的过去，重新发现人类本就拥有的其他可能性

▲《人类新史：一次改写人类命运的尝试》，大卫·格雷伯 大卫·温格罗 著，张帆 张雨欣 译

[前记：思索人类社会的命运时，我们总会借助大历史的广角镜头。可耳熟能详，甚至被默认为公理的人类发展叙事——从人人平等的狩猎采集小游群到现代民族国家，历经“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国家起源”等关键节点——真的反映了事实吗？《人类新史》向我们揭示出，这或许只是一个现代版本的起源神话。两位作者追本溯源，发现上述理论其实源自18世纪美洲原住民对欧洲殖民者的批判，以及欧洲人做出的保守反击。随后，作者们综合考古学和人类学等领域近年来涌现的突破性成果，展示了人类实际上有过怎样多元和流动的社会组织形态，历史的道路又有过多少分岔与并行。重新理解人类的过去，重新发现人类本就拥有的其他可能性，或许也能赋予我们新的思想资源，去想象一个更具希望的未来。]

我们很难挑战这些数据，但是正如任何统计学家会告诉你的，数据的好坏取决于它们所基于的前提。“西方文明”真的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了吗？这最终要看人们如何衡量幸福，而众所周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唯一可靠的方法似乎是，倘要决定一种生活方式是否真正更令人满意、更充实、更幸福或更可取，那就应该让人们去充分体验两种不同的生活，给他们选择权，然后观察他们是如何做的。

比如，如果平克是对的，那么任何心智健全的人在人类发展的“部落”阶段的暴力混乱和极端贫困与西方文明的相对安全与繁荣之间做选择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但是，现在确有一些实证数据，证明平克的结论有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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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多次有人发现自己恰好处于可以做出这一选择的位置上——而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走平克所预测的道路。有些人为我们留下了清晰合理的解释，来说明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让我们看一下海伦娜·瓦莱罗（Helena Valero）的例子。她是一个出生在西班牙裔家庭的巴西女人，平克提到她是一个“白人女孩”，在1932年随父母沿着偏远的迪米提河（Rio Dimití）旅行时被亚诺玛米人绑架了。

在20年里，瓦莱罗都与亚诺玛米家庭生活在一起，结了两次婚，最终在她所处的社区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平克简短地引用了瓦莱罗后来对自己生活的讲述，她在其中描述了一次亚诺玛米人突袭的暴行。他忽略不提的是，在1956年，她离开亚诺玛米人去寻找她的原生家庭，重新生活在“西方文明”里，却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偶尔饥渴、持续沮丧和孤独的状态之中。过了一段时间后，在有能力做出更明智的决定时，海伦娜·瓦莱罗认为她更喜欢生活在亚诺玛米人中，并返回他们之中生活。

她的故事并非个例。南北美洲的殖民史中充满了这样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