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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智人的生命,始终与技术发展纠缠不清 | 《智能革命后的世界》抽奖赠书环节预告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刘永谋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保留一切知识产权,侵犯必究。该文经过编辑之后,将刊于下期待《新闻与写作》杂志,作为卷首语。敬请关注《新闻与写作》杂志!

这是我的新书《智能革命后的世界》,已经下厂印刷,11月3日我们召开“AI创新的冲击、挑战与应对”的学术研讨会前,少量样书会快递到我手上。按照惯例,我将拿几本按照留言点赞数量来赠书。

我觉得设计得挺漂亮的,大家觉得呢?

感谢三位大佬推荐!

生命之思,引人入胜又让人疑惑。尤其是而数字时代尤其是智能革命的到来,生命问题的探究逐渐进入绚烂而奇幻的“赛博之境”,从多个维度和方向上被引向深入。

数字时代,何为生命,数字生命何往?薛定谔认为“生命的本质是信息”,怀特海认为“生命是随机过程”,个体信息理论对生命本质的理解融合二者,将生命研究导入可操作的形式化进路。越来来多人相信,无需普遍的、一致的和实在的生命定义,亦不影响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的发展。再进一步,生命与非生命的二元分界真的存在吗?病毒有没有生命,数字人、机器人有没有生命?自薛定谔之后,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就深度结合在一起。

智人的生命,始终与技术发展纠缠不清。在数字时代,人的适应性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地球上生存了数十亿年的病毒相比,赤裸的人类显然适应性要差很多。原子弹爆炸,能够摧毁人类城市,但不可能灭绝地下的老鼠、蚯蚓和蟑螂。可是,在技术物辅助之下,科技-智人的适应性急速增加。更为关键的是:技术-人不光被动地适应,还创造地适应,即在严酷的自然中创造宜居的场所。比如,建造末日地堡,可以应对核大战的爆发。也就是说,智人进化的点在于数字时代机器智能爆发之后从生物适应性全面转向技术适应性。

从哲学层面看,数字永生实践预设着某种以唯心论、计算论和拟人论为支撑点新生命观。唯心论生命观强调“精神的人”,认为世界的本体是精神,物质依赖于精神,强调“精神在场”,贬低、抛弃肉身,将人的永生等同于意识的永在。计算论生命观主张“计算的人”,认为人类意识在本质上是一种计算过程,计算方式意味着某种人格特征。拟人论生命观关注“能动的人”,认定人是计算机器,和AI一样是能动者(agent)。

进一步而言,数字永生论的出现,是智能社会人的自我理解重大转变的表征,我将之归结为“科学人的崛起”。具体来说,新科技的发展描绘的人的全新形象,开始成为当代人的主流观念,“作为主体的人”被“可以也应该被测量、被控制的人”所接替。于是,新科技不仅满足于改造外部世界,它的力量开始深入到人的肉身与精神,我所称的“身心设计”正从智能革命汲取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人的肉身与智能机器融合,赛博格向我们走来。一些人认为,未来智人演化的结果是抛弃肉身,通过意识上传技术走向虚拟的元宇宙。对此,很多人并不赞同。无论如何,从更远的未来看,智人的赛博格化肯定会越演愈烈,服务于智能文明迈向星际文明的伟大事业。

有文字以来的历史表明,智人主动的人种选育行为延续至今,比如避免和遗弃残疾、阻止遗传病和精神病人生育以及杀婴等。当类似行为与新科技融合,生命政治应运而生。当代生命政治属于技术治理的一种思路,即运用技术方式来改造人的行为和生活,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在欧洲,民众对生命政治表现出非常抵触的情绪。然而,生命政治真的完全邪恶,必须全盘否定吗?有限技治理论认为,西方生命政治理论过于夸大了技治系统的极权主义操控风险,否认生命技术治理合理性的一面。生命政治的确存在着走向极权主义的风险,但它并不必然走向极权主义。无论如何,和封建时代动辄肉刑、杀头的治理方式比较起来,生命政治肯定是一种进步。不过,阿甘本等人对生命政治的批评,是对人类历史浩劫的深刻反思,对于后世政治运作尤其是技治系统的运行,有重要的警示和提醒作用。

总之,智能社会最大的问题,不是机器的人化,而是人的机器化。在我看来,这应该是数字时代生命反思备受关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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