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力金融：合规发展平台亟待多方认可

转载自众力金融

行业在中国发展十年有余，是国家大力推进普惠金融最直接的渠道。很大程度规范了民间借贷市场，同时对传统金融起到了极大补充作用。虽然在发展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但还是在各级监管部门引导下逐渐步入正轨。

2016年8月起，《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发布以来，各地累计发布政策上百份，对于很多意欲合规备案的平台而言。至少要整改三轮以上，整改材料少则数千页，整改成本少则上百万元。

实际上，网贷行业合规历程中所经历的关卡，远比这些数据看上去更艰难。

第一关：银行存管的入局和退场

时至2017年2月23日，银监会发布《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该指引作为《暂行办法》的补充文件，明确规定P2P平台的资金应由什么样的银行存管？应该如何进行资金存管？“银行存管”也成了P2P平台合规备案的基础门槛。

首次上线银行存管需要平台对业务数据进行标准化对接，开发对接银行存管系统对平台的技术团队有着极高要求，保证平台资金体系与银行体系相一致，则至少要求平台技术团队水平比肩银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银行存管体验较好的平台，通常都拿到了等保三级认证。另外，上线银行存管也意味着平台要每年支付给存管银行各项服务费用，这对很多本就利润空间较小的平台来讲，也是一项不小的资金压力。

上线银行存管后，平台相对存管银行而言是比较被动的，银行一旦宣布退出存管业务，对行业及各平台整体业务也有一定冲击。从早期的贵州银行离场到近期新安银行、上海银行等银行机构加速退出，已经波及到上百家P2P平台。

以贵州银行的退出为例，2018年3月18日贵州银行因业务转型宣布离场，并称于3月底彻底退出P2P平台资金存管业务。留给该银行存管的P2P平台更换存管系统的时间不足两周，为了避免存管业务中断，几十家平台需要在极短时间内洽谈新的存管银行，同时进行数据迁移，并上线全新存管系统。

幸运且具备一定实力的平台得以安稳度过此次危机，但有些平台因为存管业务转型出现挤兑，还有些平台因为未能及时对接新的替代银行而无法顺利通过验收，而不得不退出市场。

第二关：严苛的资质证件

等保三级认证、ICP经营许可证与银行存管并称为P2P平台三大资质，当前具备三项资质的平台仅69家。既然属于银保监会监管，要求P2P平台技术安全性、经营资质、资金安全性达到银行级别尚可理解。在自查与行政核查工作中，等保三级认证与与银行存管都是重要验收项，ICP经营许可证的被提及的频次则相对较少。

ICP经营许可证、等保三级认证的获取难度并不比银行存管更低，两项资质申请门槛都比较高，办理难度也较大。

P2P平台获得ICP经营许可证的真正难度在于，虽然ICP经营许可证是由各地通信管理部门核发，但是互联网金融类网站申请ICP经营许可时，会和其他类网站不太一样：网贷机构在申请ICP经营许可证之前，需要获取到金融监管部门出具的批文，但金融监管部门出具批文也有流程，不能随意出具。此外，由于各地情况不太一样，因此，在地区的监管要求、备案流程及办理时限均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在工商注册登记过程中，有的地方会要求公司营业范围必须标注“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字样；比如，在银行存管方面，有的地方会要求银行存管属地化；再比如，有的地方会要求网贷机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必须符合相关从业资质。

由于条件限制，例如融监管部门批文、营业范围包含“网络借贷信息中介”等几乎无法实现，因此当前的ICP经营许可证对P2P平台基本处于停发状态。这也是为何仅有不足20%的平台获得ICP经营许可证。

等保三级认证全程信息系统安全保护认证三级，是非银金融机构的最高安全等级，也是对平台资金和技术实力的一场大考。根据《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网贷平台只有在完成定级、备案、安全建设和整改、信息安全等级测评、信息安全检查等严格的审查工作后，才能获得等保三级认证。

与ICP经营许可证不同，等保三级的难度并非苛刻的条件限制，而是平台自身的技术实力，同时组建一个具备银行级别实力的技术团队，对平台资金投入的要求也会更高。

第三关：密集的自查核查

从流程上来看，以北京地区为代表的P2P行业检查大致有三轮：平台自查、现场检查、行政核查。每一轮检查都会对平台的运营及整改情况进行由表及里的深度剖析。

据多个已经完整的完成三轮检查的平台工作人员反馈，整个整改验收过程比业内主流媒体报道的更加复杂，例如在平台自查环节中，除了要求平台对照九大项一百多条细则逐一整改并出具自查报告外，还需要专业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合规报告。

除了这些固定的整改流程，还会经常出现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数据对接、平台规模“三降”这样的附加监管项。

以数据对接为例，互金整治领导小组和网贷整治领导小组在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座谈会上表示要加大数据监测监督工作力度。据了解，目前接入实时数据对接的平台仅有109家，尚不足在运营平台的二成。

之所以数据对接的平台数量较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平台业务标准化程度不同，标准化程度高的平台数据对接难度就会相对低一些，目前业内各类平台业务模式多种多样，业务数据差异性大，在对接起来难度存在差异；二是平台透明度不同，但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要求平台上传全量业务及资金数据，并直接对接行业监管，对自身业务、资金问心无愧的平台，在数据对接层面更为积极。

除此之外，自监管政策发布以来，平台就需要向多部门不断提交各项材料，一家存量过亿的平台，在近一年内向各部门提交的材料通常会达到上万页，恐怕少有哪个行业所面临的严监管周期如此之长，承受的舆论、政策压力如此之大。

当然，这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及平台整改的艰难付出是有成果的：2016年8月行业在运营平台达3000家，而目前健康运营的平台已经缩减至600家，超过80%的非健康平台风险已经平稳释放，监管验收的目标基本实现，对于行业长治久安起到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