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乡村如何靠大数据，打一场“翻身仗”？

原文 ：《大数据：边疆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创新》

作者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贺琳凯/副教授 梁树志/研究生

图片 |网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的基础性工作，并将“治理有效”作为其总要求之一。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加强，边疆乡村自然的封闭状态也逐渐被打破。面临着村庄干群关系紧张、农民利益诉求多元的治理困境，以路径创新为导向的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研究开始日益勃兴。在这些研究中，基于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治理，成为了乡村治理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议题。大数据及大数据治理所产生的全面、准确、及时性正逐渐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优势技术路径。

思维：入乎其内

在当下中国，国家以村民委员会的形式来实行乡村自治，为乡村提供了自治的制度空间和土壤。在边疆乡村，国家权力与乡村自治紧密结合，一方面，国家权力在村庄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国家政策在村庄执行得较为严格和彻底，国家权威能够得到村民的高度认同。另一方面，乡村自治在村庄行之有效并且成为日常的治理方式，通过村组内户主代表少数服从多数进行决议、民主集中制制定村规民约进行规制社会生活、对越轨者进行惩罚等方式实现村组内公共生活的自治与安排。

国家治权和村组治权皆是有效力量，国家治权成为塑造村民自治路径的机制，而村民自治又成为国家治权得以落实的日常方式。然而，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获取资讯的便捷性和广泛性也冲击着边疆乡村，变革着这里的生活方式。边疆乡村传统治理方式正遭受极大的挑战，层级管理体制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经验决判方式致使各种纠纷时常涌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已经无法满足不同群体的个性化需求等问题频发，现实要求必须要变革治理思维，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走访过程中，笔者了解到，面对时代变迁的新要求，边疆乡村将大数据思维入乎其内到乡村治理后，借助“乡—村—组”数据共享共用的优势，打破原先单一的数据主导壁垒，为其他主体参与村务管理提供了机会和平台，进而消解了村庄家族式、衍生式的权力结构，均等了村民自治中的参与权利和机会，避免了村社自治的信息不对称、参议不充分等问题，有利于形成真正的参与型、协商型和民主型自治。因此，大数据时代的乡村治理的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经验决策转向数据决策、泛化管理转向精准服务，体现现代化自治水平的边疆乡村社会网络新格局得以形成，为探究科学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提供了创新性思维模式。

技术：出乎其外

边疆乡村村民之间具有紧密的血缘关系纽带，又有世居民族的传统习俗与乡规民约，一体化程度较高。因此，村干部虽有分工，但是“分工只是一种形式，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做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的行政管理方式尚未形成。其在公共事务治理上的自决权也具有比较显著的弹性空间，“工作要完成，办法自己想”，基于传统治理模式的工作方式与专业化的科层制行政管理要求的冲突也在所难免。而大数据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技术，随着我国互联网的进村进寨，已初步具备实施大数据乡村治理的基础。

通过技术手段，获取边疆乡村治理中的一手数据资料，对内容分类、对象分众后，可建立数据资料的储存、联通和更新，将琐碎的村治事务数据化，能够极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同时还能够实现村组-乡镇-县市-地州-省级数据资源的共享，也极大地提升了各个不同层级政府、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效率。访谈交流中，笔者注意到，边疆乡村将大数据技术出乎其外，在乡村治理领域大胆探索和积极尝试，利用“互联网+”媒介，开发了多款线下生产与线上销售结合的APP，实行专人到点管理，并进行农村生产信息的采集和通过合作社对接市场来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生产，在此基础上成功向市场推广了多项地理标志性产品。村委会的职能由直接进行村庄管理变成了监督村组的自我管理、协调资源，以及行政事务性工作在村组之间的配置。如此一来，使得边疆乡村的治理资源能够全面调整与动员，成为创新乡村治理路径的有效新手段。

统合：取乎其中

边疆乡村结构将民间情理型权威与国家法理型权威、常规制度规范与专职部门干预、层级治权与独立治权融于村级治理实践之中，将国家公共政策与村寨公共事件双向糅合，其中处理好政策规定与村庄实际之间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上级规范性行政要求与村级干部变通性工作方式的矛盾是村治结构达致稳态的关键。从村庄治理的现代化角度看，大数据思维和技术能够为村级治理提供一个稳定的策略框架，而且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可以为各级政府管理者，特别是驻村工作队提供实时数据，助力基层干部及时发现问题、解决矛盾，不断刷新基层干部对“最后一公里”问题的认知。

与此同时，沉降于乡村基层和草根社会的第一手数据，极大地精准化了党和国家在边疆乡村实施的各项改革，减少了基层治理中政府在繁琐的细节问题上耗费的过多精力。走访考察中，笔者体会到，国家大数据战略的积极推进与边疆乡村互联网的广泛使用，顺应了大数据发展应用和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双重需要。入乎其内的思维理念，出乎其外的技术推介，密切配合，互为映衬，都承载着特殊的功能，发挥着各自的效用。

因此，边疆乡村运用大数据思维与技术，挖掘出潜藏在乡村政治关系数据之中的内在价值，对民间多样化社会治理方式加以利用、改造和整合，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基层实践创造一个精确化、动态化、持续性的社会环境，为政策实践过程中的缺陷、不足提供一个矛盾冲突的缓冲区，为边疆乡村的社会治理隐性问题提供凸显和及时应对的平台。毋庸置疑，将大数据思维与技术统合应用融通于村级公共事务治理之中，既能产出村治权能的重组分化，也可达到村治权能的合流并济，理应成为当前党和政府呼应互联网时代的重要政治考量和发展创新尝试。

综而论之，一方面，基于村庄社会结构、层级体制设置、国家政策规制等客观情态和制度约束，边疆乡村社会共同体内生的既有权威系统和血缘情感网络入乎为国家推行的规则化治理，伴生着边疆乡村治理的完善，一定时期内村庄公共领域各方事务的管理逐渐纳入到政府的制度体系之中。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和其他技术的应用为基层政府密切收集、监管边疆乡村社会动态变化提供了支持，同时也可以防范基层社会治理单元下沉可能模糊化和繁琐化政府治理对象的风险。二者的融契是保证边疆乡村各项资源生产性价值的存续和扩大，基层农村良政善治的一个关键因素。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29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