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基站下降级攻击与跨境短信钓鱼的治理路径

摘要

2026 年 11 月，东京银座街头一辆装有无线电发射设备的汽车被查获，警方怀疑其以伪基站方式压制周边第四代与第五代移动通信，迫使手机降级接入第二代网络，再向中国游客发送冒充银行与信用卡机构的短消息，诱导其在仿冒页面提交卡号。案发后有十八名受害者报案，损失合计约四百万日元，而每次发射导致周边约一万部手机短暂失去服务。本文以公开报道为事实入口，回到移动通信协议与短消息业务的信任结构核对技术细节，说明这起案件并非孤立的街头犯罪，而是三处历史遗留同时被利用的结果：终端仍保留对旧制式的兼容能力，旧制式缺少双向身份认证，短消息的发送方标识在设计上就不承担身份证明功能。文章进一步讨论此类攻击的经济学特征，指出其必须 "高声" 发射才能捕获终端，因而在服务中断数据中留下可关联的痕迹，这与网络钓鱼的静默性形成对照；同时分析为何执法以无线电管理法规而非诈骗罪立案，以及这一归责选择对预防的实际影响。据此提出网络侧退网与漫游策略、终端侧制式约束、业务侧短消息去信任化、监管侧设备管制四个层面的治理安排，并对其成本与边界作出限定。

关键词

伪基站；协议降级；短消息钓鱼；漫游安全；无线电管理

1 引言

第五代移动通信已经商用多年，按常理推断，以第二代网络为支点的攻击应当随着退网进程自然消失。2026 年 11 月的东京案件说明这一推断并不成立。攻击者没有攻破任何现代加密算法，也没有突破运营商的认证中心，只是让手机 "愿意" 回到一个更旧的网络，然后在这个网络上发出了一条看起来来自银行的通知。技术上的关键动作只有两个：压制当前制式，诱导旧制式接入。剩下的部分由既有的信任习惯完成。

本文的材料有两类。一类是公开报道，包括日本通讯社与本地媒体对案情的叙述，这类材料提供了时间、地点、涉案人数、损失金额与指控依据，但属于二次转述，其中的技术描述需要逐项核对。另一类是移动通信协议与短消息业务的技术文本，以及运营商与监管机构的公开说明，用于确认 "降级" 在协议层面如何发生、短消息的发送方标识为何不具备证明力。两类材料结合，才能把 "一辆车、一台设备、一条短信" 还原为一个可分析的攻击结构。

需要处理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在第四代与第五代网络普遍部署的条件下，伪基站为何仍能完成接入并投递消息，其技术前提是什么。第二，受害者为何以中国游客为主，这是偶然的人群分布，还是终端能力、业务场景与信息不对称共同筛出的结果。第三，执法机关以违反无线电管理法规立案，而非以诈骗立案，这一选择反映了怎样的举证结构，又对预防产生什么影响。

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指出，这类案件容易被误读为 "老旧技术的回潮"，实际上它暴露的是安全设计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取舍：为了兼容，终端必须保留接入旧制式的能力；为了漫游，网络必须接受来自其他辖区的认证结果；为了可达，短消息必须允许发送方自填标识。三项安排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都是合理选择，叠加在跨境场景中却构成了一个可被单向利用的入口。

2 事件事实与证据边界

2.1 时间线

异常最早出现在 2024 年 12 月。一家日本移动运营商在东京银座、新宿等商业区检测到反复出现的通信中断，随后报警。2025 年 1 月起，警方陆续接到中国游客与在日中国籍居民的报案，内容集中在两类：手机收到中文短消息，随后发生未授权的信用卡扣款。2025 年 5 月，主管通信的部门公开提示，称有疑似非法无线电设备干扰移动通信服务，建议公众在手机突然失去信号或收到可疑短消息时提高警惕。此后警方、通信主管部门与运营商联合排查，于 2026 年 11 月 7 日下午在银座街头对一辆可疑车辆实施现场查获，车内装有无线电发射装置，一名三十一岁中国籍男子被带走。11 月 9 日案件移送检察机关。

2.2 行为与后果

按公开报道的描述，涉案设备在合法移动通信使用的频段上发射信号，作用半径约五百米，单次发射可使周边约一万部手机在半小时至两小时内失去服务。设备出现过的区域不止银座，还包括新宿与涩谷等游客密集的商业区。截至 2026 年 10 月底，警方共接到十八人报案，合计损失约四百万日元。

短消息的内容为中文，冒充中国境内的银行与信用卡机构，称因存在境外欺诈使用风险，卡片支付功能已被暂时关闭，并要求收件人通过消息中的链接核对信息。受害者在仿冒页面填写卡号等信息后，出现未授权交易。有办案人员向媒体表示，作案者的路径大致是引导至仿冒站点、窃取卡片与个人信息、再用于取现或购物。

2.3 尚未确定的部分

需要明确的是，案件目前处于起诉阶段，涉案人否认指控，其是否直接实施诈骗、是否与更大范围的组织有关，均待查证。已确认的部分是无线电设备的非法使用与通信中断之间的关联；尚未确认的部分是特定短消息由该设备发出的证据链、以及个案损失与该设备之间的对应关系。本文在讨论技术机制时使用 "涉嫌"" 据办案人员描述 " 等限定表述，不把侦查阶段的推断当作既定事实。

这一边界本身具有分析价值。它说明即便在现场查获设备、在频谱上测到异常、在运营商侧记录到成片中断，要把 "一台设备" 与 "若干笔扣款" 连成完整的因果链，仍然存在明显的断点。第 6 节将回到这个问题。

3 技术机制：从信号压制到协议降级

3.1 终端为什么会选择陌生的基站

手机开机或在移动过程中，会持续测量周围基站发出的广播信号，并按照一套公开的准则决定驻留在哪个小区。准则的核心是信号质量与准入条件：信号强度高于某一门槛、小区未被禁止接入、位置区与当前登记区域不一致时触发位置更新，手机便向该小区发起接入请求。这套机制的设计目标是让用户在移动中保持连通，因此它优先考虑可达性，而不是来源的可信性。

伪基站利用的正是这一点。它不需要破解运营商的核心网，只需要在合法频段上发出一个参数完整、功率更高的广播，让周边手机认为 "这里有一个更好的小区"。当手机按照准则完成重选并发出位置更新请求时，设备便获得了终端的接入信息，包括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与设备标识。这一过程在第二代网络中尤其容易完成，因为该制式允许在认证之前先行索取身份信息。

3.2 降级如何被促成

仅有伪基站并不足以让一部支持第四代与第五代的手机回落到第二代。攻击者需要先让新制式的链路上不可用，再提供一个旧制式的 "可用" 选项。公开报道描述的正是这一组合：设备在合法基站使用的频段上发射，抬高周边噪声水平，使手机无法维持对新制式小区的正常测量与解码；与此同时，设备发出第二代网络的广播，其信号强度足以通过终端的重选准则。当新制式的可用小区从候选列表中消失，旧制式的候选小区就成为唯一选择。

这种手法在文献中被称为降级攻击。它的要点不是攻破某个算法，而是改变终端所处的协议环境，让终端主动选择安全能力更低的选项。同类逻辑在其他协议中也出现过：加密套件协商被诱导至弱套件、认证方式被诱导至无认证方式。共同的防御原则是，安全等级不能由 "双方都支持的最低共同项" 决定，而应由策略强制设定下限。移动通信的困难在于，这个下限由终端、漫游协议与网络三方共同决定，任何一方放松，下限即被拉低。

3.3 第二代网络的结构缺陷

第二代网络在认证上是单向的。网络向用户卡发起挑战，用户卡用预置密钥计算应答，网络验证应答是否正确，据此确认用户身份。整个流程中，用户卡并不验证网络的身份。这意味着一个参数完整、功率足够的仿冒基站可以让手机完成 "入网"，而手机无法察觉对端并非合法运营商。第四代与第五代引入了双向认证，终端可以验证网络持有正确的密钥材料，仿冒基站在不具备密钥的情况下无法完成这一环节，这是新制式在结构上优于旧制式的地方。

加密同样是可选的。第二代网络允许网络侧指示是否启用加密，也允许使用强度不足的算法。攻击者控制仿冒基站时，可以指示不启用加密，或用自身掌握的方式处理空口数据，从而直接读取或注入短消息。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案件中能够 "发送" 而非仅仅 "截获"：当终端附着在攻击者自建的网络上，短消息不再经过合法运营商的短消息中心，而是由攻击者自己扮演网络侧完成投递。

3.4 短消息的源地址为何不可信

短消息业务在设计之初把 "发送方标识" 当作便利功能，而不是身份凭证。发送方可以在提交消息时填写一个字符串作为显示名，合法网络通常会对来自外部网络的提交做一定校验，但当终端附着在仿冒网络上时，这条消息根本不经过任何合法网元，显示名字段由攻击者任意设定。接收端看到的 "某某银行"，只是一个字符串，没有签名，也没有可回查的证书链。

这与电子邮件的处境类似，但更弱。电子邮件至少有域名层面的认证机制可用于判断发信域是否被授权，短消息在跨网络互通中缺少等价的、普遍部署的验证手段。行业近年推动的富媒体消息与发送方登记，能在境内网络之间提升可识别性，但对 "终端直接附着在非法规仿冒网络" 这一情形无效，因为验证的前提是有一个可查询的登记体系，而仿冒网络可以完全绕过它。

4 受害者为啥以游客为主

4.1 终端能力的残留

日本运营商已经停止提供第二代服务，因此在日本境内，任何第二代信号都不属于合法网络。这一事实对本地用户构成天然保护：本地卡不会附着在不存在的网络上，终端也不会把该信号当作正常的候选小区。游客的情况不同。中国境内的第二代网络在部分场景仍有保留，出境游客携带的终端普遍具备接入第二代的能力，且未针对出境场景关闭该制式。当同一部手机回到一个 "只有仿冒基站提供第二代信号" 的环境，终端并不会因为 "本地运营商没有该制式" 而拒绝接入，它只按信号与准入条件判断。

这一差异不是配置错误，而是漫游设计的必然结果。终端无法知道自己身处哪个国家、当地运营商是否运营该制式，它只能依据广播中的国家码与网络码判断 "这是否是一个可接入的网络"。仿冒基站可以把这些参数设置为终端能够接受的取值，从而完成接入。

4.2 业务场景的匹配

短消息的内容选择并非随意。以 "境外交易风险" 为由暂停卡片支付，恰好对应游客在异国消费时的真实处境：跨境交易确实更容易触发风控，银行确实可能要求持卡人确认，游客确实缺少到柜台核实的条件。这条话术把三个真实要素组合在一起，使收件人难以通过常识排除。相比之下，面向本地居民的同类话术需要解释 "为什么本地银行用中文发消息"，破绽更明显。

4.3 信息不对称与人群聚集

游客对目的地国的通信环境缺少了解，不知道当地已经退网，也不知道 "手机突然无服务" 可能意味着异常发射而非网络拥堵。商业区的人群聚集则降低了攻击的选择成本：不需要识别具体目标，只需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让信号覆盖人群，再由语言与话术完成筛选。

综合来看，受害者结构是三重筛选的结果：终端能力筛选出可被降级的设备，语言与业务话术筛选出会点击的人群，地理聚集筛选出攻击成本最低的时点。三者叠加，使 "跨境游客" 成为一个稳定可复现的目标类别，而不是一次偶然的受害分布。

5 攻击经济学与可观测性

5.1 成本结构

此类攻击的固定成本包括发射设备、车辆与踩点，边际成本接近于零：一次发射覆盖数百米、上万部终端，投递量由覆盖时间决定，与目标数量无关。这与以邮件为载体的钓鱼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的投递量受名单规模与投递通道限制，单位成本随规模上升。低边际成本意味着攻击者不需要精确筛选，只要人群密度足够，转化率再低也能覆盖成本。

5.2 破坏性与隐蔽性的取舍

伪基站攻击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副作用：它必须比其他基站 "更响"，才能让终端选择它；而更响的代价是压制合法信号，造成成片服务中断。案件中的一万部手机失联，不是攻击失败的意外，而是攻击成功的必要条件。

这一点在防御上具有直接价值。网络钓鱼之所以难以及时发现，是因为它不改变任何系统状态，只在应用层完成一次输入；伪基站攻击则改变了无线层的可测量状态，运营商可以在网管数据中看到特定位置区的中断聚集，频谱监测设备可以在街面上测到异常发射。案件的发现路径正是如此：先由运营商在 2024 年 12 月注意到反复中断，再由监管部门的现场排查确认干扰源，最后才有 2026 年 11 月的现场查获。

代价是时间。从首次异常到现场查获接近两年，期间设备在多个商业区反复使用。这说明 "可观测" 不等于 "可定位"：中断是弥散的，发射是移动的，频谱监测的覆盖与响应速度决定了能否把弥散的现象收敛到一辆车。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强调，可观测性只有与定位能力结合才有防御价值，否则它只是事后统计。

5.3 时间窗与空间约束

发射必须在受害者完成支付之前持续有效，否则终端会重选回合法网络。这给攻击设定了双重约束：时间上要覆盖 "收到消息到点击链接到提交卡号" 的整个流程，空间上要把这群人保持在覆盖范围内。商业区的步行速度、店铺分布与停留时长，恰好提供了这样的窗口。攻击者选择银座、新宿、涩谷，不只是因为人多，也因为这些人会在几百米范围内停留足够长的时间。

6 归责与证据：为何以无线电法规立案

6.1 分层举证断点

这类案件的证据链横跨四层：无线层要有非法发射与干扰的测量记录；网络层要有终端附着于非法规网络的技术证据；应用层要有短消息内容与仿冒站点的关联；资金层要有扣款与前述环节的对应。四层之间并非自然衔接。

无线层的证据最容易取得：现场查获设备、频谱测量、运营商的中断记录，足以支撑无线电管理法规下的指控。应用层的证据依赖终端取证：受害者手机中的短消息、链接与浏览记录，可以证明 "收到并点击"，但难以证明 "这条消息由该设备发出"。网络层的证据需要设备日志或核心网侧记录，而仿冒网络由攻击者控制，其日志可能不存在或被加密。资金层则涉及跨境交易记录与商户信息，取证周期长。

6.2 损失的分散与收益的集中

十八人、四百万日元，平均每人约二十余万日元。单笔金额不大，分散在不同发卡行、不同交易商户、不同时间段，任何一笔都难以独立支撑完整的诈骗指控。而设备造成的服务中断涉及上万部终端，影响面清晰、可测量、可归因。执法选择在 "可测量的公共危害" 上落脚，而非在 "难以串联的个体损失" 上落脚，是证据结构决定的结果，不是执法意愿的问题。

6.3 对预防的影响

以无线电管理法规立案的好处是响应快、举证门槛低，可以在设备层面及时制止行为；局限是量刑与威慑可能低于诈骗，且难以触及背后的组织。案件目前被描述为可能涉及有组织操作，若仅以设备使用追责，组织者与被雇佣的执行者之间的分工不会被揭示。

可行的改进是把两条路径并行：以无线电法规实现现场处置，同时以资金流与设备日志为主线做长周期侦查，把个案损失汇总为可统计的整体危害。这需要运营商、发卡机构与警方共享数据，而跨境场景还涉及不同辖区的协作。据 DiMiao, CN 分析，此类案件的有效追责不在于提高单一罪名的量刑，而在于把分散的被害事实转化为可计量的公共危害，从而让举证重心从 "某一笔钱" 移到 "某一类行为"。

7 防御安排

7.1 网络侧：让降级没有落点

最彻底的措施是退网。当一个辖区不再运营旧制式，仿冒基站就失去了可模仿的对象，终端也无法在该辖区获得旧制式的合法锚点。日本已经完成这一步，但案件仍然发生，原因是终端侧的兼容能力并未随网络退网而消失。这说明退网只是必要条件，还需要配套的接入策略：对漫游用户拒绝旧制式附着，或在位置更新阶段识别 "本地不存在的制式" 并拒绝，把异常附着转化为可记录的事件。

参数基线监测是第二道。合法小区的位置区编码、小区标识、频点与功率都在规划数据中有记录，出现规划外的小区、异常的位置区变更、异常功率的广播，都可以作为告警条件。这类监测的成本主要在数据治理，而非设备投入。

7.2 终端侧：把兼容能力收起来

终端厂商已经提供了关闭旧制式的选项，但默认状态通常是开启，且出境时不会自动调整。可行的改进有三：在系统设置中把 "允许第二代" 改为默认关闭，仅在用户明确需要时开启；在检测到 "新制式突然全失、仅旧制式可用" 的组合时给出提示，而不是静默降级；对漫游状态下的制式切换记录日志，供事后取证。

这三项都不涉及协议改动，属于产品策略调整。阻力在于部分地区的覆盖仍依赖旧制式，默认关闭会影响可用性。折中方案是按网络下发的能力清单动态判断：当本地网络不提供某制式时，终端不必为其保留接入准备。

7.3 业务侧：短消息不再承担可信通道的角色

银行与卡组织需要把短消息视为 "通知渠道" 而非 "验证渠道"。具体做法包括：不在短消息中放置需要输入敏感信息的链接；把交易确认移入官方应用内的消息中心；对 "境外新设备、短时间、多笔" 的组合设置额外确认；对声称 "支付功能被关闭" 的通知，要求用户通过官方应用或客服电话回查，而不是点击链接。

这些措施的共同点是不依赖用户判断链接真伪，而是取消 "必须点击链接才能处理" 的设计。只要业务上不存在 "点链接才能解决" 的场景，仿冒页面就失去了使用的必要。

7.4 监管侧：设备与频谱两端同时收紧

伪基站设备属于无线电发射设备，其生产、销售、进口与使用均应受管制。管制的难点在于这类设备的形态多样：可以是专用硬件，也可以是通用软件无线电平台加外设。有效的做法不是逐个型号审批，而是对 "可发射合法频段且功率可调" 的通用设备设定销售登记与用途申报要求，并对跨境寄递环节做抽查。

频谱监测则需要从 "接到投诉后排查" 转为 "常态化巡测"。案件显示，设备会在多个商业区反复出现，巡测的覆盖密度与响应时间直接决定发现速度。把运营商的中断告警与监管部门的频谱数据打通，可以让 "弥散的中断" 更快收敛到具体位置。

7.5 跨境协同与告知

游客在出境前获得的信息极少。可行的安排包括：在签证或入境环节提供通信安全提示；由运营商在漫游开通时说明目的地国的制式状况；由旅游平台在行程提醒中加入 "手机突然无服务" 的应对建议。这些措施成本很低，效果依赖覆盖度。

运营商之间也可以建立漫游安全约定：对漫游用户的旧制式附着做额外校验，对异常位置区更新做速率限制，把可疑附着事件回传给归属网络。这类安排涉及漫游协议的改动，推进缓慢，但对跨境场景最为直接。

8 讨论：兼容性作为攻击面

把这件事放进更长的技术史看，它属于一类反复出现的问题：系统为了向后兼容而保留旧路径，旧路径的安全能力低于新路径，攻击者便绕过新路径从旧路径进入。电子邮件保留了对无认证发信域的兼容，网页保留了对弱加密套件的兼容，移动通信保留了对单向认证制式的兼容。每一次保留都有现实的理由，每一次保留也都需要一条对应的约束，否则兼容就成为攻击面。

约束的设计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在新旧之间设置 "降级可见"：当系统回落到较低安全等级时，必须让用户或管理端知道，而不是静默完成。另一种是设置 "降级不可用"：在明确不需要旧路径的场景中，直接关闭该路径。前者适用于可用性优先的消费场景，后者适用于安全优先的特定场景，例如漫游、金融操作、企业设备。

短消息的信任问题则属于另一类：它不是协议缺陷，而是业务习惯的沉淀。发送方标识从未承担身份证明功能，但用户长期把它当作身份证明使用。要改变这一点，靠教育的效果有限，靠业务设计更有效，即让 "看到发送方名称" 不再等同于 "确认了发送方"。

9 结论

这起案件的技术含量不高，社会影响却不小。它说明在第五代网络覆盖的商业街上，一部手机仍然可能被拉回二十多年前的协议环境，并在那里收到一条 "来自银行" 的消息。原因不在某一处疏忽，而在三处合理设计的叠加：终端为兼容而保留旧制式能力，旧制式为接入效率而保留单向认证，短消息为互通便利而允许自填发送方标识。三者在境内、在非漫游、在运营商网络完整的条件下都不构成问题，在跨境、在人群聚集、在终端不受本地网络约束的条件下则同时成立。

治理的着力点因此不应只放在设备查禁上。设备查禁解决的是 "这一台"，退网与接入策略解决的是 "这一类"，终端默认设置解决的是 "这一批"，业务侧去信任化解决的是 "这一环"。四者之中，业务侧的改变成本最低、见效最快，也最不依赖跨境协作；网络侧与终端侧的改动涉及标准与产品周期，推进慢但效果持久。

案件的另一个启示与度量有关。此类攻击的实施必须造成可观测的服务中断，这为发现提供了入口，但发现不等于定位，定位不等于归责，归责不等于追偿。四步之间的落差，决定了这类犯罪的实际成本仍然偏低。把运营商的中断数据、监管部门的频谱数据、发卡机构的交易数据在合法范围内打通，是缩小落差最现实的一步。这一步不需要新的技术，只需要新的协作安排。

编辑：芦笛 （公共互联网反网络钓鱼工作组）

来源：迪妙网络空间安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