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新基建正全面重塑生产关系，为释放数字生产力奠定基础

在9月23日举行的“新基建新经济高峰论坛”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黄奇帆发表了以《新基建、新经济、新文明》为主题的演讲，作为受邀出席本次峰会报道的技术媒体，InfoQ特别整理刊发了发布于活动举办方平台上的这一篇文章，供IT技术及其相关产业圈读者阅读传播。

*以下为黄奇帆演讲全文

2020年一定是人类历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年。

工业时代历经百年形成的全球经济体系、治理体系，因为新冠疫情造成了困难而加速了变革，并把2020年变成了人类从工业文明到数字文明演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历史上文明的更迭往往与科学技术革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由此引发经济社会矛盾的全面爆发，从而导致人类社会治理体系的革命。

以往历次文明更迭所引发的矛盾，大多是以战争的形式解决，这使得人类文明总是在破坏中创造，在倒推中前进。（现在）有望打破这一历史前进的方式，以一种更加先进的社会巨变模式代替战争那种不文明的方式。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使得这种巨变提前到来，疫情后全球经济的重塑力度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

人类文明正在呼唤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社会秩序，面对这场异常严峻的竞争，中国政府提出了加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战略，并大力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企业上云。

这是中国在应对这场大变革时从容自信的布局。我们正在以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方式，科学的参与并开始主导这一轮全球数字经济社会秩序的重构。

新基建就是支撑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治理的各种基础设施，它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未来。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无比重要，就像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高速公路一样，构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数字社会，必须要有先进的数字基础设施。

但是新型基础设施到底包含哪些内容，该怎样建设这些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又会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哪些新机会？在这里我想就新基建的经济社会内涵，以及如何更好地建设好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新基建在为全面重塑生产关系，释放数字生产力奠定基础

新基建是数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匹配的产物，是支撑数字经济循环的基础。

在经济学家看来，任何基础设施的代际革命都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领先程度，社会生产关系与之不能匹配的结果。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生产力，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正在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社会秩序的主宰力量。

但是现有的基础生产关系还是在工业时代形成的，用于匹配分工协作的工业生产模式，并不能满足数字生产力对于信用、效率、创新等方面的需求，从而开始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要想释放数字生产力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就必须要有大胆变革的生产关系。新基建就是在为全面重塑生产关系，释放数字生产力奠定基础。

无论是信息基础设施，还是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都是在力图重塑一个更加适合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社会基础环境，为数据要素全面融入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提供便利，从而构建一个全新的智慧社会。

中国正在构建经济发展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基建成为了其中的关键，借助新基建，中国正在全国各地建设一个又一个更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为全球企业提供更好的数字化经营平台，为全球经济复苏和转型做出我们的贡献。

新基建不需要政府兜底，回报期相对较短

要充分认识投资新基建与投资传统基建的差异，创新新基建的投资模式。

毫无疑问，投资新基建会带动未来几年中国高水平的投资，所谓高水平要体现在投资模式的创新，投资综合效益的增加，新基建投资有以下几个不同的要点：

首先，投资主体的老基建一般有政府投资，有的项目虽然采用PPP模式，但往往还需要政府兜底；新基建的投资往往不需要政府兜底，而是要充分发挥各类新基建的灵活性，由市场主体根据政策引导，自主投资，自负盈亏。

比如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是由几大电信企业以及铁塔公司在投资，通过政策引导还可以由民营企业参与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甚至卫星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多样化的投资主体，才能充分体现新基建的创新性，并提高投资效率。

其次，从投资回收期看，老基建投资大，回收慢，一条100公里的高速铁路投资规模至少要150亿元，其回收期一般要30年；新基建投资规模大小不一，但因为是市场主导，投资主体对投资效益要求较高，因此总的来说回报期会相对较短。

最后，从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看，老基建投资形成若干交通枢纽，奠定城市经济这一人类伟大发明的发展基础。新基建投资则奠定了人类素质文明的发展基础，不仅本身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数字经济产业，还将颠覆传统产业，使之走向数字化，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投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

2020年到2025年期间，5G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

新基建将助推数字经济产业化，形成万亿级支撑体系的数字化平台。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比如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都将带来大量投资。

根据工信部有关机构测算，2018年我国通信信息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等，规模达到6.4万亿，在GDP中占比达到7.1%。

预计2020年到2025年期间，我国5G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

这个是讲5年的经济增长值的累计，不是1年的概念。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600万座，每座20万元投资，规模总的也要达到1万亿元。

再比如各地正在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去年全世界在建的大型数据处理中心达到180多个，国际上的定义所谓大型，就是一个数据中心有10万台服务器以上的规模。

从保守的角度，去年全球180个大型中心，相当于至少1800万台服务器在安装建设中。中国今后5年将会增加1000多万台服务器，这1000多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基础设施，至少将带动投资1万亿元。

这件事我特别赞成刚才华为的董事长说的概念，这个服务器数据中心，也就是云计算的云中心建设，用不着每个地方搞一个大的数据中心，的确要从温度的角度、从各种综合的角度、需求的角度来布局。

华为在西部贵阳布局，那地方气温低，在西北的布局温度能耗也是比较低的，两个中心就覆盖了中国南北整个区域，这是非常合理的一种布局。

在这个意义上讲，云计算中心、数据中心这些服务器对接的区域应该由国家整体上做好布局，而不是各地政府凭着积极性各管各的，重复建设。

万物万联带来投资规模会达到2万多亿元

当然，比如物联网，预计未来至少会有30~50亿个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万联，带来投资规模也会达到2万多亿元，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等也都将是上万亿级的开发投入。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的体系、数字化平台的体系，它本身就相当于人的智能系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跟网络五位一体，形成数字化平台的有机体系，共同生长在5g的基础上，成为一个类似于人的智能生命体。

如果用人来比较这种数字化平台，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等网络体系相当于人身上的神经体系，云计算就相当于人身上的脊梁骨，大数据相当于人身上的五脏六腑。

没有云计算体系，大数据就无处存放，就像没有脊梁骨，人的五脏六腑就无法在身上挂架。但是如果没有大数据，光有一个云计算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没有大数据，它也是孤魂野鬼，只是一个行尸走肉，是不能运转的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就是大脑，通信系统就是神经，这样的大脑神经，五脏六腑和人的脊梁骨，整个形成了一个智慧的生命体。

这种生命体会产生颠覆功能，以至于他跟任何一个传统产业传统的领域结合，都会改变传统产业的功能，为传统产业赋能赋知，形成新的生产力。

数字化平台跟城市结合就是智慧城市，跟工业结合就是智慧制造4.0，我们说的自动化的工业系统，跟金融结合就变成科技金融。

总之，在这个方面，数字化经济除了自身是个有智慧的投入产出体系之外，它跟任何传统产业相结合，都具有颠覆性的功能，形成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经济。

今后的高价值公司，将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体系

第四，新基建将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

颠覆性是指数字化平台跟传统产业和经济形态结合时，产生的颠覆性的改造功能。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谓的产业互联网就是要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

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有明显的区别。

比如，产业互联网是产业链集群中多方协作共赢，消费互联网是赢者通吃，产业互联网的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消费互联网集中度较高；

产业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是为产业创造价值，提高效率，节省开支。消费互联网盈利通常是先烧钱补贴，再通过消灭对手形成规模经济，成为一个增值赚钱的业务。

构建产业互联网是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数字化升级，产业生态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还要加工数据要素，把数据变成产品的一部分，并进而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

在发展产业互联网的过程中，传统产业要进行大胆的变革，敢于抛弃落后的商业模式，对组织架构、组织能力进行升级迭代，提高组织内部的协同效率，更好更快地为数字转型服务。

总之，产业互联网是一片蓝色的海洋，它的市场空间有多大？

据有关材料统计分析，全球目前有60多个万亿美元级的产业集群可以与数字化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

根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5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在今后15年中预计可节约3000亿美元，平均每年产生200亿美元的价值。

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容纳几家万亿级的企业，在今后，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产生几十家同等规模的、大型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的高价值公司很大可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体系。

中国要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五，用基于新基建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推进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革命。

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兴起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可以称为数字革命。

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都错过了，第一次还在封建王朝的后期，第二次正好处在世纪初，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

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时代，我们没有跟进，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内燃机的时代，我们也没跟进。

幸亏50年代我们国家在帝国主义封闭下，我们自主创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30年的时间，到1980年，基本补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欠账，形成了比较齐全的工业基础。

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赶上了，所谓互联网计算机时代的一个革命，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之中，我们全面跟进，形成了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的综合经济体和第一大的工业经济规模的体系。

目前我们要面对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个工业革命我们不仅要跟进参与，而且要成为引领国之一。

我们的创新体系仍存在不少短板

2010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一些领域出现了新的突破，大家把它一般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者是数字革命，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

2009年华为开始布局5g领域的研发和投资，随后的突破奠定了中国在5g领域领先全球的地位。

2010年我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以来，我们在许多领域始终保持着工业第一的位置，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与国际水平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创新体系仍存在不少短板。

我们国家去年的研发投入是世界第二，2.2%的GDP，差不多是2万多亿元。但是我们在核高技的研发方面，投入只占我们总的研发费的5%，而世界强国大国G20的那些国家，他们的研发费的20%投入在核高技领域。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一些核心的、高科技的、关键的技术领域，竞争能力不如其他国家，往往是这个领域被一些强国一剑封喉，所以今后这个阶段，我们的基础研究能力一定要加强补短板。

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能走出危机，加快新基建建设，加快布局一批以大科学装置和大实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之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能力。

8月21号，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

总书记的这段指示为中国新基建进一步发展明确了内涵，中国的新基建已经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抓手，正在从全方位实现党中央战略布局而发挥作用。

但新基建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需要社会各界共同的思考，不断创新，才能真正在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三个方面，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不能像消费互联网那样靠烧钱抢入口

要注重开放共享，深耕产业链、供应链具体场景。发展新基建要遵循市场规则，避免一哄而上，重在应用、重在规则。

新基金投资能否物有所值，取决于供给侧和需求这两个方面。

一方面这些新基建项目本身是否有经济性，比如云计算的数据中心能否做到成本足够低，服务足够好，功能足够强。

一些地方既不是电力丰裕地区，也不是客户集中地区，也没有有效降低能耗的手段和办法。

另一方面，消费者是否普遍有软件付费意识和习惯？换言之，消费者的有效需求能否形成现实的购买力，这也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服务的一个前提。

据有关材料显示，中国云计算的结构与美国存在显著差别，中国云计算以IaaS为主，公有云SssS的占比仅为33%，而美国云计算市场以SaaS为主，占比达到64%，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消费者软件使用付费的意识和习惯有关。新基建投资能否物尽其用，还取决于在此基础上的产业互联网发展水平。

与美国相比，我国产业互联网还处在发展初期，国内消费互联网在2014年以后进入了缓慢的增长期，实际上已经接近天花板，现在渐渐进入拐点了，目前国内还没有什么产业互联网企业崭露头角。

美国科技股前20位的上市公司中，7个和产业互联网有关的公司市值等于美国前20家上市公司市值的50%。

中国还没出现这个现象，中国企业目前还是消费互联网的公司占大头。

中国企业搞产业互联网不能再像搞消费互联网那样靠烧钱抢入口，靠赢者通吃的竞争手段。

而是要注重开放共享，深耕产业链、供应链具体场景，注重各类数据标准和数据接口的互认、互联互通，注重数据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产权保护和安全有序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