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金丧格 借贷安魂

01

2013年前后某一天，祖国明和周晓明两人坐在了一起，商论一个叫“余额宝”的东西。

这两人早在2005年左右就认识了，当时祖国明在和讯网负责财经广告业务。等他们坐在一起讨论余额宝的时候，周晓明在负责天弘基金电子商务业务，祖国明是蚂蚁金服理财事业部总监，正在开展淘宝基金理财通道业务。

这时，央行已不允许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产生利息。随着支付宝的备付金规模日渐扩张，支付宝开始担忧央行对它的关注。祖国明希望有其它方式控制住备付金的规模，让个人账户的余额既能分流，又有收益。

祖国明提出余额宝，天弘基金提出了货币基金，两家一拍即合。

在余额宝之前，互联网金融在市面上的影响力，是技术搭台，而概念还没开始唱戏。

1999年时，招商银行便开通了自己的网站，金融电子服务从此进入了“一网通”时代。这一节点被一些研究报告引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起点。不过，整个互联网金融的登台却要等到第三方支付、P2P技术全面应用之后。

2013年，余额宝是第一个登台角色。

这一年，已经有很多企业守在等待命运眷顾的路口，P2P平台如红岭创投、信而富、网信理财、人人贷、拍拍贷都已运营良久。

点名时间、天使汇、追梦网，这些全由青年人发起的众筹平台，也等在机遇来临的路口。

果不其然，2013年“互联网金融”概念由余额宝带来声名鹊起，财富新阶层开始寻找猎物般寻觅投资去处。P2P网贷的成交规模突然在这一年较前5年的总和增长了394%达到1100亿元，平台数量较前一年暴增了330%至692家。

因为理财端创新带来巨大欣喜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们，对放贷这一业务几乎还持着怀疑论，“互联网消费金融”概念在这一年鲜有人提起，它的发迹要等到2014年，而一些先闻到血腥味、躲在大众视线暗处的现金贷平台正在用互联网技术放高利贷，闷声发大财。

如今回过头去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周期，P2P、众筹早在它们发迹时，风险敞口早已放大，只是那时，混乱带来的痛苦还没教会市场、监管和投资人如何长记性，大规模投资端的崩塌还要晚两年才出现。

02

2011年前后，做红岭创投的周世平，曾立志改变当时的投资人不信任投资P2P的问题，先后做了两个事情——担保兜底和净值标，后来几年里，无数平台引入担保模式，刚性兑付的幽灵将风险敞口无限押后且放大，直到平台资金链断裂垮台。

担保兜底模式解决了资金端的投资人信任问题，红岭创投后五年规模连续做大，累计规模一度达到4519亿元。

但做互联网金融的周世平和蚂蚁金服的马云都没有解决互联网金融资产端的风险问题，周世平曾试图在企业借贷的“大标”上一展拳脚，紧接着就是一个又一个亿元级坏账，教他怎么做人。到2018年4月，周世平一度攒下了50亿元不良资产待处置。

大标资产栽跟头这事，马云和他的蚂蚁金服也遇到过。那次事主还是2016年底涉侨兴私募债11.46亿元违约的招财宝。更远的背景是，2014年前后，金交所资产通过P2P平台、互联网理财平台发行募资成为时髦，随后，在2年期、3年期债权到期后，风险开始暴露，招财宝在踩雷金交所之后，开始避而远之私募债这类货色。

在资产端风险未能有效控制的前提下，资金端越是扩张，资产端风险敞口越大。

我曾专门在《隐藏在P2P自动投标里的百亿级骗局》指出过P2P网贷行业的一个现象级骗局，这个骗局的原理是，在平台扩张期，风险敞口会滞后，但会一直存在，逾期和坏账也会积压，这个过程中，平台会以自动投标工具的隐蔽性，将已产生的逾期债权，自动转让给平台其他用户，这个骗局随着新进入用户的增加、逾期债权的增多，导致平台资产质量的逐渐恶化，而逐渐崩盘。

当时，一位我熟识多年的P2P平台二把手告诉我，这个坏账规模是千亿级别。占到时下行业借贷余额的1/8。

我一向不赞成两样东西以牺牲大众的代价来获得成功，自由和金融。否则，在功利主义的恶果下，都将得不偿失。在放任金融自由创新的环境里，互联网金融的灾难是得不偿失的营生，好像“电车难题”，你面前有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和确定的财富损失，失控将脱轨的你为了那不确定的未来选择损失那确定的财富。

拿千万人的财富赌一个不确定未来，我是不干的。

结果是，过去几年互联网金融牺牲了上万亿的个人财富，金融灾难之惨烈难以尽书，到7月底的12年来，6294家网贷平台竟只剩下803家，其中5233家问题平台每家都是一幕惨剧。

过去几年来，互联网金融异化出几个乱象——资金端以P2P和股权众筹为代表，几乎要宣布失败。资产端的校园贷、现金贷，异化出高利贷、暴力催收，大数据风控，又异化出信息滥用、数据倒卖等妖魔。

仅从金融灾难的结果来看，过去几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失控的，超过千万人成为P2P网贷、股权众筹、现金贷、校园贷等机构牟利路上与混乱市场中的排泄物。

2018年，我看着那些曾经采访过的对象，一个个倒下，或走向牢狱。我惊了个狗吃屎。在监管合规的大炮没命中目标之前，金融难民一直是炮灰般的存在。

P2P大概是被死神选中的财富收割机吧。

03

腾讯的Pony老师喊“科技向善”，我赞成。不过，口号都是用来祭旗的，行动才是走心的。

2014年以前，在第三方支付业界，支付宝打着灯笼都找不到敌手。但微信支付在2014年对支付宝发起红包策略的“珍珠港偷袭”，使得微信支付的市场份额在此后两年内飙升到可威胁到支付宝地位的地步。

2014年Q3时，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市场份额分别为83%和10%，到2016年Q3时，这一比例改变为52%和38%，财付通已足可匹敌支付宝。到2018年底，支付宝和财付通合计占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份额的92.65%。

从2014年的腾讯微信红包开始，拉开了延续至今5年之久的红包大战。这两家支付公司几乎在随后几年里将几百家支付机构排挤到市场的墙角。支付宝和财付通在补贴大战里则“赢者通吃”。

支付宝和微信先后在2016年、2019年实行提现收费、转账收费，何以当初用户赚补贴送他们上神台的时候不见收费，而在完成市场高地占领后收费呢？无论腾讯或蚂蚁金服是不是哭穷，喊着营收有压力，它们都吃定你了。

今年5月份，当蚂蚁金服、平安、腾讯、小米四家公司获得中国香港虚拟银行牌照时，中国香港金管局就警告它们说：

“虚拟银行不宜采取掠夺式策略。应在获得市场份额和以资产和股权赚取合理回报之间达到适当的平衡。”

只有港人老道的金融监管火眼才看的如此通透，舍命式的补贴或烧钱，就要给他们安上一个“掠夺式占据金融市场”的帽子。

时至今日，幸存的P2P平台仍在沿袭红包、利息补贴投资人的做法，使得负债端能规模大肆扩张。但只要资产端风控不足，优质资产是缺乏的，P2P平台就以次级资产平衡负债扩张后天平的倾斜，这一恶性循环使得大部分平台崩溃死亡。

一旦P2P“爆雷”，就要被人唾弃说，你想要它的利息，它想要你的本金。

周小川说，补贴、烧钱想“赢者通吃”以后可能出现两种局面：一个是把对手都压下去了，市场份额够大从而体现了规模效益，也许能够活下来；另一个是也许把对手都打下去以后，就可以提价。

支付宝和微信大概属于后者，滴滴、摩拜单车们也属于后者。

04

昨天，我打开某APP，被某信贷广告文案气笑了，一女子在手机显示获得20万授信额度后喊：“哇，20万，可以尽情嗨皮了”。

这种广告处处显示着诱导借贷、负债陷阱般的逻辑，你大概不知道花借来的钱的痛快和还钱时的失落一样糟糕吧。

这种逻辑诱惑，在广告的加码下，过去几年已经挟持了一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和负债水平。

融慧金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0月，全国的线上现金贷共债（同时在三家以上现金贷平台借款）人数，已达247万，而90后正是多头借贷的主力军。融360在2018年中的一次问卷调查中发现，“90后”已然占据着消费贷款用户群的半壁江山，占比高达49.31%。

这些负债数据后面，还有一个个悲剧故事：

2017年09月，年仅21岁的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朱毓迪，在以自己名义、同学帮忙等方式从多家校园贷平台贷款20余万元且无力偿还后，割腕并跳下汉江自杀身亡，他贷款的消费目的是用于聚餐和偿还贷款。

2018年1月，19岁湖南女孩陷入现金贷泥潭。其母亲拆东墙补西墙还了10余万元后，因压力太大服农药自杀。

中国央行正在征求意见的“金控公司监管意见”中，对互联网公司做金融的动机做出了考察要求。如果仔细观察下当前信贷公司的普遍做法，你会发现，这本来就是一个吃定你的闭环。从通过数据搜集对个人进行授信、广告诱使借贷，到贷后催收、罚息，再到以高利率覆盖高风险，这本就是机关算尽的游戏规则。

当然，这些案例中，个人并非没有责任，只是在这场借贷买卖中，个体是没有胜算的。

茨威格在《断头皇后》里说：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不仅如此，值得警惕的是，掌握大数据的金融科技巨头们，在资本、烧钱、广告等行为罗织的天网下，很多个体无法逃遁的，进入他们的借贷关系，大公司能利用相对于用户的强势地位，扭曲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极端的情况之下，用户可能落入金融陷阱。2016年，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大二学生郑某由于网贷之后无力偿还，而第一家放贷公司劝他从另一家公司借款以贷还贷，在14家校园网贷平台“拆东墙补西墙”式负债近60万元，最终绝望跳楼。

当我们回头去看科技对金融的做了什么时，会发现，金融科技不必然带来普惠金融，却会带来过度负债。

05

我一直认为，资本是逐利的，“普惠金融”的大旗，官方可以举。金融公司要是一边烧钱赚用户、一边占领市场，又要做数据拉股价，还要将着普惠金融的故事给资本市场听，那是发着慈悲心许着发财愿。这些都不及在监管规则下，规规矩矩的做着业务来的实在。

前几天，周小川也曾说过关于做金融业务动机的问题，有的企业既不想拿金融牌照，又想做金融业务。

卸任中国央行行长职务后的周小川言辞变的犀利，他说，余额宝挂上了天弘基金，而天弘基金就归证监会管了。如此，BigTech就可以在监管部门政策中间分段选择，谁的政策对我有利就向谁靠。所以，边界政策和许可政策中间也会出很多具体的问题。

2017年以后的余额宝，不就向者“平台化”的方向倾斜了吗，一边拿着牌照，一边向监管讲去金融化的故事。

过去几年，IT技术改变了金融和监管格局，留下一地鸡毛。反思起来，这当然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规则和动机问题，一批不愿受监管的FinTech或TechFin闯入市场，不想承担资本充实率、各项风险准备和拨备等高成本，到头来还将混乱、无序、失控做进了金融里面去。

这样，我们在最近五年，见识了最惨烈的互联网金融灾难，超过万亿的财富在无序中损失殆尽。

上一阵子，我统计了发布于某网站的4篇对金融科技中性解读文章的评论，对P2P或互联网金融的“负面”评价占60%左右；污名化评价占据了25%以上，正面评价不足5%。

互联网金融大规模污名化，已是难以辩白的。Bigtech公司如果要换一个马甲上岸，图一个好名声，大可不必再发什么普惠金融的愿，还是本本分分资本逐利，这样更让人安心些。

科技并不必然带来更透明、民主和负责任的金融世界，却也可能带来技术黑箱、将金融业拉入伦理和道德的黑洞。做金融还要讲着情怀故事，并不如守规矩、控风险、做数据来得踏实。

金融创新环境不必要以大面积财富损失为代价。过去是，未来也是。只要你的金融创新不将万众的财富和幸福搭进去，就是万幸。

（来源：新金融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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