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并无特别的创新智能技术，但其中潜藏的社会性信息安全隐患更应引起重视

日前，78岁的美国作家安德鲁·卡普兰成为了首个“数字人”。未来，在他离世之后，他的家人可以通过一个智能硬件设备，继续与“他”聊天。“实际上，数字机器人现已很多，这一个案只是把以往采集的广泛性信息，提炼成描述某一个体的个性化知识及数据，在技术上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倒是其背后潜藏的社会性信息安全隐患，更加值得引起重视。”上海市人工智能学会秘书长、同济大学教授汪镭在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所谓的“数字人”，只是概念比较吸引人而已

谈及成为“数字人”的初衷，安德鲁·卡普兰坦言是因为自己非常想念去世的父亲，愿意付出“一切”与父亲对话五分钟，因此他想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做这样一件事。为此，他经历了两个月的信息采集和编辑工作。“从已经披露的互动人机对话特征来看，所谓的智能设备，很可能使用的只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通用性技术，没有体现出回答问题时很强的智能性和策略性。在做测试的时候，安德鲁·卡普兰的妻子故意问了一个不在脚本里的问题，发现它还是有许多有待提升的空间。这正说明，该数字机器人的信息处理和提升能力并没有体现出多少智能特征，其个性化推演的智能化做得并不十分突出，只是通过信息采集和存储，扩大了在数字云平台的存在推演空间，但智能特征还有待提升。”汪镭说。

在汪镭看来，要寄托对亲人的思念之情，与低成本的视频、音频还有文字等多种形式相比，所谓的“数字人”，只是概念比较吸引人的平台式数字存储和信息重构而已。“这一信息的披露，不排除目标是为‘数字人’背后的商业云平台做广告的可能性。”

可能会带来社会信息平台在国家竞争中的现实灾难

“‘数字人’给了我们一种生命存在的温暖感觉，但与视频、音频等容易获得的传统形式不一样，这种数字化感知，是以大量历史信息的有序存储和分析推演为基础。”汪镭认为，主动地把国民信息加以有序组织，交付于具有商业特征的运行平台，其社会可信度和安全性会有很大的问题。

在他看来，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这样的商业平台在我国无序推广，会带来社会性的信息安全问题及安全隐患。当前，网络底层核心技术和产品几乎都掌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手里，这种把平民的特征信息有序主动地存储于商业型云平台的行为，是一种冒险行为，存在一定的社会性安全隐患。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大规模的推广，可能会带来社会信息平台在国家竞争中的现实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