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苦工作错了吗？

一位指路大师说我会靠写东西说话存身立命……

人生也写出了第一篇10万+……

是受人之托硬怼他人……

泪泪泪，果然要靠口舌之辩过活吗……

// 1 // 纯正的无业游民

读到《北大毕业后，当一个纯正的无业游民》的时候，我正在赶去外地开会的路上，本来题目中的“无业游民”让我感到一阵由衷的羡慕。我观察过北京混迹在24小时麦当劳和肯德基店里的“纯正的无业游民”，他们群体算不得庞大但也人数众多，打牌、下棋，似乎从来不为自己的温饱所困，面带微笑、悠然自得，我也想过抛下庞杂琐碎、一再追问意义而不可得的工作去过那样闲散、纯粹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甚至把之所以不能这么做归结为我缺乏勇气。

文章娓娓道来好像是家常，在自嘲与表彰之中，得到的结论似乎是说：作者的丈夫通过成为一个“纯正的无业游民”保证了“自主权”，像在暗示这是摆脱了一般桎梏的更高级的活法，是脱离了低级趣味和功利主义的超然。他成了他自己时间的主人，他在掌控自己的生命。至于这名男子要怎么改造世界，文章不及细说，光是掌控自己的生命这一条，就够羡煞我们这些将人生卖给微薄的工资、时常还要自愿加班的受虐狂的。

可是，读到后来，我又感到一种烦心。字里行间有一种……自相矛盾。一边要说他是纯正的无业游民，一边又要与在麦当劳、肯德基里的那些拉开档次。

“麦当劳难民”

中国“麦当劳难民”甚至惊动纽约时报

首先他曾是状元，北大毕业的——说明头脑没什么问题；他曾经有过一个好工作（金融机构），干得不错（“领导着力培养”），他有妻子——社会性也没问题，然而……然而他还是要持续无业游民的状态，这种有一手好牌执意放弃的做法给他的“视金钱如粪土”镶上了更高级的金边。

然后，他在作为“纯正的无业游民”的日子里干了什么呢？学了大量被作者认为“20小时就能做到”的技能，比如看了本书开始写小说、读了100本书“建立自己的知识结构”、弹吉他到可以自弹自唱的水平、编译一本书、重学英语、打羽毛球、作曲、做饭、健身、自学日语，他用别人上班的时间做了许多人在下班时间做的事，哦哦，对，其中一个不同反响的是“写出了人生第一篇10万+”，这绝非易事。可是，这一项又一项，太像一个大男孩在重新填补自己青春期的空白。这是一张青春的遗愿清单。那些该做、该发生而没有做、没有发生的，他在用两年的上班时间来填补。

当他的妻子在文章里用雅思成绩、10万+证明他在完善自己、掌控命运的时候，用的是常规的功利世界的计量法，一个德智体美劳的评分表，要跳出这个窠臼，却又回到窠臼的评分标准里去告诉大家他有多么厉害。是是是，这是为了让读者们理解他的降维手段，而他修炼的技能，不过是一些连文章作者都说是入门级的技能，对于一个高考状元来说，他应该知道所谓学习是个什么状态，又有多少人能拿到60分吧。

把自己说成想清楚的人，但看起来更像是没有想清楚。

谁不想开开心心做自己想做的事？能够不在乎是否有收入，无需顾虑家人的意见想法，又衣食无忧，那么你要做什么呢？他说要创造，可他所花时间练就的一身皮毛本领没有一项是能输出于外的，而一部小说，一部编译之作，一篇10万+的网文，是他对世界的贡献了吧？有多少人早就在做这些事，做得很出色。

这些……很难么？

我好像又退回到需要用难度给人的作为打分的不高级的逻辑里。

我固执地认为，在这篇为“纯正的无业游民”丈夫立传的文章里，无论他本人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在那些足以让父母、妻子闭嘴的“歪理邪说”背后真正的问题是，他不知道辛苦工作的意义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挑毛病和否定多么容易。他没有想成为的人。他说出了无可批判的大方向，却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和走多远。为了逃避自己已成了一个“家里蹲”的事实，他把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全用上了。

// 2 // 该找什么工作

在一档热门节目里，高晓松批评清华的博士只知道问该找什么工作，不知道胸怀天下，他说，名校是国家重器，（培养人）是为了让国家相信真理，而不同于一般技校，他责问博士是否愧对清华十多年的教育。确实，在学校里不断深造的人，有时候只是拖延症，反复通过上学来延迟选择，与高晓松对话的博士有三个不同领域的学位正是这样，选择越多，想的越多，抉择越困难。

这是一种“校里蹲”，做着看似有意义、实际又充满自我怀疑的学术研究工作，却感到自己身无长物、手无缚鸡之力，对未来感到切实的迷茫。学校暂时收纳了这样迷茫的人，可越来越残酷的教师晋升制度最终只能留下那些真正想献身研究或教学的人。

找工作与胸怀天下并没有冲突，现在，越是觉得自己还有点儿小聪明，越是想创造、想做什么又没有做出什么的人，越会陷入对自己人生选择的批判性思考里循环发问。哪一个选择是对的，什么是真正有创造性的，什么才有意义？

该找什么工作？这本身并不是个坏问题。

前段时间，在美国MIT读书的学妹说，她去听了一个有关AI与未来工作的研讨会，学者做了非常深入的讨论。人工智能带来了关于人类是否要被机器取代的惶恐，工作不再是被亚洲人夺走，而是被更容易复制的机器夺走，许多曾经的“智性”工作都可以由人工智能完成，那么给人类剩下的是什么呢？学者们回顾了人类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每一次，人力都被更先进的机器取代，革命之后，带来了更多的之前未曾有过的工作类型。也许AI革命之后，我们会产生许多新工作。可处在这个过渡期的人，免不了要考虑，什么才是无可取代的工作。有人说，未来，工作会是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早就是了。

工作不是指朝九晚五地上班，在日本小说《炒鱿鱼株式会社》（君たちに明日はない，直译名是“你们没有明天”）里说，如果把工作等同于上班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工作意味着你是谁，该做什么工作回答起来就更难了。我的同事对我说“这些事没有一件是非我不可的”，“我不知道怎么在工作中找到优越感”，我只能艰难地解释他们对于我的意义，对于团队的意义，只能用并不一定让人信服的话说出他们的不可或缺，说辛苦工作没有错。

// 3 // 辛苦工作错了吗？

没有一个工作经得起有关意义的拷问，没有一项工作不至于让人觉得此生空耗。你总有一刻会感到毫无意义、没有未来，填财务报表的时候、贴发票的时候、开周会的时候、陪客喝酒的时候，这可能对公司有益，但对人生的意义何在？而做什么算是胸怀天下、改造国家、改变世界呢？做什么能“让国家相信真理”？这一件不是，那一件肯定也不是。但它们总体上又好像对行业或社会或什么什么的进步或仅仅是维持有着微妙的关联。

“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实际上非常难。高晓松可能从未面对过职业选择的迷惘，他早早就想清楚了自己要去做什么，而无法理解那种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的痛苦。

“追求什么”可能是当代人共同的最大问题，就像90后的佛系存在里面的文章，与世无争、放弃抵抗是唉唉唉退一步说话的假性温柔自保，预料到面对的是争无可争的节节败退。

说的是“施主何必”，却回避了佛家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要么是得到户口、车子、房子这些具体有形的东西，不然没有人承认无成果的努力，可是在现实面前，月薪6000和月薪3万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逛的都是同一个太古里，背的说不定都是LV，在买房的事上都要一样费思量。也许一个喝奶茶，一个喝咖啡，在说着一样的内容：好想辞职啊，想隐居山林……在五道口的咖啡馆里，曾经有一半人在推销自己的创业项目或者拉拢合伙人，现在却是一半人在声称自己想要回老家，想要过与世无争的生活。

“无业游民”丈夫说过“为了证明这种虚妄的价值，维护金钱标尺的人又发明了消费，从而构造了一个闭环，一个圈套，陷入其中就交出了人生丰富的可能性”。有这种发现并不难，而当对人们的人生丰富可能性发问的时候，他们只是想躲起来、闲下来。在思考意义与何为自己的时候，他们没有答案，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他们——不止他们——无法回答我要怎样，我要什么，更别说更高级的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虚无不是与功利主义对抗的方式，不该是一代人的态度和结论。

可追本溯源的话，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功利主义，假设是错的，赖教育还是赖社会？批评教育不教人胸怀天下有改造国家之志，可是国家改造的衡量标准都是钱和各项评分而不是价值观与模糊方向，有改造之志最后也是去搞数字提升，不是吗？“诗与远方”是历史上有才志的人不受重用才去选择的生活方式，寄情于斯的人们，智慧与花费成就了他们自己，才情也许影响了文化的历史，可往往并无助于改造他们身处的时代。努力的过程在现实中无价值才是功利主义盛行的原因，可这怪谁呢？

我们不可能在教育人的时候培养着他们的聪明、智慧、自信、自负，让他们向往诗和远方、有着对爱的敏感，让他们以上好大学为荣同时还胸怀天下要改造世界，又不许他们在具体的个人前途中持有疑惑和迷茫，不许他们问该做什么，该做什么工作。看似让他们自己决定，所谓的独立思考，可实际上是要求太高又太多，在关键时刻还推卸掉了给人指一条明路的责任。尤其是，现实中，给这些年轻人的“好”机会并没有想象中和需要的那么多。在必败面前，丧、犬儒、虚无是被最快接受的处理方式，谁、有什么、怎样才能让人们在情怀之中创造出价值，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生命发挥了最大的意义？

在80年代著名的“潘晓来信”引发的“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的大讨论之后，好像一切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只是我们不再发问，也不再说“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螺丝钉”。

1980年的“潘晓来信”，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人生意义大讨论

功利主义的盛行明明和一个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挂在一起，如果我们穷尽办法以最快速度评价效率、效益，所能采取的手段必然会很生硬，无暇顾及观念与不产生具体收益的行为，更管不了那么多心情。可在教授自我管理、时间效率、工作技巧、团队建设的具体知识点之外，要求人有智商还要有情商之后，对那下面的基础却不管不顾，任由铺满深深的怀疑，这就像种在沙子里的多肉植物，表面很可爱很美，但死起来也会突然、果断。难保结果不是变成“纯正的无业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