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竞争的秩序问题

新古典完备竞争理论从消费者主权理论开始，讨论完消费者消费函数，然后就开始讨论厂商竞争。在这里，厂商是各个生产要素的组合者，在生产可能性曲线内生产，当然和消费者不一样的是，生产厂商生产的产品，如果要变成商品，也就是有效供给的话，还需要消费者的有效需求相匹配，也就是能够实现市场出清。

在这里，厂商理论也是假定有完备的理性的。所以，企业家能够实现最佳有效配置，知道自己的产能配置多少，生产多少数量的商品，以什么样的价格来销售，最终很快实现市场出清，也就是没有库存，也没有短缺，什么都刚刚好。市场就实现了局部厂商均衡。

很多厂商之间进行竞争，大家都充分完备理性，资源在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刚刚好，商品数量是刚刚好，不短缺、没库存，商品价格刚刚好，正好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而且匹配消费者的有效需求。于是，市场就实现了一般均衡。

这一过程，说起来很完美，其实也是到处都是战争。竞争的战争首先在生产厂商的内心深处爆发。他们要不断地去发现更多的消费者的内心需求，同时要不断降低价格，来尽可能地争取有一定财务约束的消费者来选择自己的商品。厂商们和消费者一样，了解自己的生产能力，了解自己的投资和组织能力，知道自己最适合生产什么商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以什么价格提供商品的时候边际价格是零，也就是自己利润的最大点在哪里。但这一过程中厂商如何配置资源，如何生产商品，如何赢得消费者，还是需要一个努力奋斗的过程的。

在这一战场上，厂商掌握着消费者主权下的仆人自由权。他经过努力奋斗，实现最大化，能够为消费者生产出价格最低的商品，只要在他的能力范围内，他让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成本最优化，结果价格也能够达到最低点。所以，厂商自由，意味着“通货紧缩”。我们常见的厂商畅销策略是，如果消费者能够找到同城价格最低者，厂商愿意以最低价格卖给消费者。如果所有的厂商都这么做，“倾销”是在所难免的。

在这里，政府也不需要干预，因为任何厂商都是充分理性的，他们知道自己的能力所在，也知道自己的最优化决策点，没有政府的干预，市场也会有更好的竞争效率。即使通货紧缩，也不要干预。因为消费者的竞争，会阻止厂商的恶性低价竞争行为。一旦消费者出手了，厂商就不再需要降低价格。而在这一点，均衡点也实现了。

所以，厂商的自由要取决于消费者的选择，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模型，虽然也主张厂商自由，但他并不掌握完整的主权。厂商的自由，仅仅是在消费者主权下的自由。毕竟，产品是否卖得出去，关键是消费者的选择。顾客就是上帝，厂商则是上帝的仆人。

当然，如果战争只在消费者和厂商的内心深处爆发，市场竞争的模型就会简单很多。但消费者之间

生产者之间，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同样会有竞争出现。所以，新古典的竞争模型，在消费者主权和厂商自由权基础上，还有消费者之间的主权竞争，厂商之间的自由权竞争，消费者和厂商之间的主权和自由权竞争。

消费者之间的主权竞争，其结果往往是抬高了商品的价格，因为价高者得。在特定的消费者群体里，竞争均衡的结果是，任何商品都处于消费者内在欲望和财务约束范围内的最高价点上。

而厂商之间的仆人竞争，其结果是压低了商品的价格，因为价低者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在特定的厂商群体里，竞争均衡的结果是，任何商品都处在厂商有效供给能力约束范围内的最低价点上。在这点上任何能力不及的厂商，都将因竞争失败而出局，不是亏损，就是存在大量的库存。而胜出的厂商，都将因竞争取胜而占据市场，不是盈利，就是能够进一步获得市场的订单。

厂商之间的本地竞争，是本地市场竞争。在历史上，厂商之间的竞争，是受到行会的约束的。任何厂商不能生产太多，也不能把价格降得太低，而且雇工要雇行会认可的人，不能雇佣妇女和童工。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就是这样规定的。于是，聪明的厂商就把订单发包给城外的人，乡下的人就把活放在家里干。这有点现在的中国农村，因为正式的员工受劳动法约束，成本比较高，而乡下妇女往往要带孩子，要干农活，无法全职就业，于是就出现了把活带回家干的情况。

厂商之间最大的约束是，只能在本地销售，到外地销售，不是受禁止，就是往往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企业家带着自己的产品，到处送礼请客缴费过各种关卡，是历史上商人的特长。这种情况，在本地政府管制成本和社会成本比较高的地方依然如此，所以如果一个人经常送礼请客，就很容易在商场战争中脱颖而出。这种情况在民族国家诞生后就减少了很多，国家建设的成功指标之一是，国内市场是否统一，国内厂商是否可以在任何地方一样的经商。这在发达国家现在基本上不存在问题，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却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国家建设，尤其是营商环境建设，在这些国家，还是未竟的任务。

厂商之间的跨国竞争，是国际市场竞争。在这个时候，民族国家建设，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积极作用，帮助本国厂商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取消投资和贸易壁垒。一个是消极作用，自己本身就是本国厂商走出去的壁垒；或者禁止外国厂商来本国投资和贸易的壁垒。当然，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由于地方壁垒比较多，厂商之间竞争本地阻力会很大，远距离的国际阻力会更大。所以，民族国家的出现，从总体上来说，是扩展了厂商之间的国内竞争，同时也让其跨过的竞争有了可能性。

厂商国际竞争的壁垒，主要来自配额壁垒、关税壁垒、货币壁垒，以及其他各种管制壁垒。国家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区域自由贸易协定，WTO多边贸易协定等，都是消除厂商国际壁垒的政策工具。在这一意义上，全球化的进程，其实就是市场壁垒减少的过程。谁能够更好地全球化，谁就能够取得大国的地位，而谁脱离了全球化，谁也就进入了衰落的进程。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美国，先后成为全球化的开拓者，也先后成为主宰全球贸易的现代全球化的帝国。

在这一进程中，厂商虽然着眼于竞争，但企业家的市场秩序建设的作用，民族国家拥有现代化武力的政治家对市场秩序的政治开拓和保护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

在这个意义上，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建立了理论模型，让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市场运作的逻辑，尤其是厂商行为的数学逻辑，而奥地利经济学企业家行动的理论，则可以更好地了解市场运作的过程，以及企业家的实际行为逻辑。

不过，这些理论模型，似乎对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实际行为，却无可奈何。而很可能是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实际行为模式，导致了如下问题无法在新古典框架和奥地利经济学的框架内得以解释：

为什么发达市场的企业家，会比新兴市场的企业家更有创造力和竞争力？但发达国家的企业家和政治家，却也会诉诸国家强制力来设立自由贸易的壁垒？

在人类历史上为什么企业家真正发挥作用，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仅仅是300多年的时间。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也就是在最近的20年里，企业家才真正受到重视。

为什么企业家精神富裕的国家，最后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贸易保护主义？

其核心原因是，厂商之间的竞争，后来会变成国家之间的竞争。

厂商之间的竞争，企业家不奋斗、不努力、不创新，就会死亡。国家之间的竞争，却是不战斗，一定会死亡。

厂商之间竞争的武器是价格，谁能够以最低的价格销售最好的产品给掌握主权的消费者，谁就能够胜出。

国家之间的竞争，可以让自己国家的厂商出战，这样的国家会主张自由贸易，但国家也可以让自己的官员出战。

这样的国家就会主张贸易保护，海关官员会提高关税而不是降低关税或者取消关税，就像特朗普总统的海关那样；

负责产品质量监督的官员会莫须有地提出质量问题，如日本官员认为法国滑雪器械需要退回法国，因为日本的雪与法国的雪不一样，他们还禁止柯达胶卷进入日本，因为只有富士胶卷适合日本的光线；

负责国家安全的官员也会以损害国家安全为理由来禁止某些商品的进口，如美国生产苦艾酒的企业家，居然说服美国官员禁止进口法国和意大利的红酒，因为这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幸亏后来没有得逞。

医疗部门的官员则会让进口医疗器械和药品不纳入报销范围，实际上也变相设置了贸易壁垒。

回到新古典模型，厂商的生产函数：

y=f(x)

也就是说，厂商的生产数量是由市场的价格决定的。价格高，则生产数量多，价格低则生产数量少。在一般的教科书中，生产曲线图s是在价格p为纵轴而生产量q为横轴的坐标图。在这个图中，s是向上倾斜的，斜率为正：

这一坐标图有很大的误导性。因为它把Q当作自变量，而价格P当作因变量，也就是说p=f(q)，在这里企业家能够决定的是q，而q决定了市场价格p。

根据这一逻辑，企业家是能够操纵价格的。如果把生产的东西囤积起来，减少销售量，企业家总是能够卖个好价格。事实上也的确有这样的事情，企业家故意减少销售量，也就是“饥饿营销模式”，该模式的数学公式应该就是新古典的这一供给曲线。

不过，新古典模型的核心是消费者主权，也就是说p实际上是由消费者的有效需求决定的。所以，供给曲线的真正的y轴应该是p，而纵轴应该是q，因为p是消费者决定的，而q是厂商根据消费者确定的p来确定的。

在这一新的供给曲线图里，p增加，则q也增加。p减少，则q减少。外国厂商的量政府不好控制，所以政府就去控制价格。控制的方法，也就是征收关税。

这时，如果政府通过关税壁垒来控制价格p，其实控制的是消费者主权，通过控制本国人民的消费决策权来控制外国企业的生产量，让本国企业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市场。这样控制消费者主权的政府，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而是为本国企业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政府。显然，新古典模型不应该这样做。

所以，即使是新古典模型，也是鼓励自由贸易，而不是主张政府干预的。

新古典模型主张政府干预的是，企业很可能生产大量的商品，从而低价倾销。通过低价倾销短期内形成市场占有量，然后取得市场的定价垄断权，从而获得高额利润。

这一政府干预市场的理由，其实与新古典模型的逻辑是违背的。

但新古典模型的供给曲线图有很大的误导性。一旦独立地看供给曲线图，就可以看到，P和Q是相互影响的关系，这里已经看不到P是由消费者的主权决定的。Q是P来决定的。所以，新古典模型逻辑上是一套，而政策分析和运用，又是另一套。

在奥地利经济学看来，即使是新古典模型逻辑上也只是市场秩序的偶然情况。人的行动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人的行动经济学也是比较复杂的。而且能够观察的市场经济的运作是过去的，市场经济给行动的人，也就是企业家以无限的空间和机会，而企业家的行动本身就是市场的组成部分。在这里，当前的市场价格都是行动的人的最新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市场价格的行为，不仅仅控制消费者的主权，其实也在控制厂商的行动，使其不得不考虑政府的控制几个的行为，从而让行动的经济人更多的地去关注政府，而不是其他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

在秩序经济学家来看，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的积累，形成了消费和生产的秩序，秩序越发达，那么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就越有秩序的支撑而变得更有理性。国际贸易秩序也是如此。没有一大批成长的消费者，没有一大批奔忙于各国的企业家，国际贸易秩序不会成长。而一旦成长起来，国际贸易秩序就会给更多的贸易提供支撑。秩序越发达，国际贸易量就越大，国际间的资本、人才和资源的流动也越大，企业家国际贸易的秩序成本也就越低。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控制价格的行为，直接改变了企业家和消费者的行为，最终却是破坏了国际贸易的秩序。一旦国际贸易秩序被破坏，可以想见，未来的企业家还不得不重新努力，从头来过。在这个时候，再回忆一下秩序经济学家的警告，估计会意味深长：

关税壁垒，看起来自己获益了，但消费者主权丧失了，厂商的竞争动力消失了，从长期来看支撑奋斗的秩序也要崩溃。

如果这样的事情真发生了，安·兰德认为企业家会耸耸肩聚到一个山谷里，但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山谷，企业家只能与崩溃的秩序同归于尽，或者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小尾巴，变成摆摊为生的小商贩，或者黑市的小掮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