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的烦恼：大数据下的衰退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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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以下一组数字进入19世纪初的清国。

1800年，清国人口达到3亿，法国人口2744万，英国人口1500万。

1800年，清国GDP占世界35%，欧洲占28%，美国占0.8%。

对于喜欢“大数据”的中国人来说，这组数字很容易引爆兴奋点，如果当时的人也能“有幸”目睹，心情想必更甚。他们会更加坚信，先帝爷（乾隆）虽于上年驾崩，但国家的强盛依旧能够持续，天朝的辉煌无人能敌。

庞大的数字会让人们失去精确的判断力，幸好有个事实为我们可能发热的头脑扑了一盆冷水。在湖北、山西和四川，反清的白莲教徒获得广泛支持，官方一再宣称叛贼已被剿灭，而实际上白莲教越发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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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实透露出两个信息。一个是，原来堂堂天朝的平稳统治只是个传说，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随处可见；一个是，官员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清廉正直，欺瞒圣君的功夫已经是混在官场的必须。

经过6年的不断镇压，白莲教才被打压下去，但此时清国已花掉军费2亿两，这笔钱相当于4年的财政收入。这类事件或许不能马上触动最高领袖的神经，但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猛醒——祖宗的盛景实际上已经远去。

1803年闰2月20日，嘉庆从圆明园返回皇宫。此时，原内务府雇员，现失业者陈德，仗着脸熟，带着15岁的大儿子陈禄儿大摇大摆地走进紫禁城，潜伏在神武门旁顺贞门外西厢房的山墙后。当嘉庆的銮舆进入顺贞门时，陈德开始了他的刺杀行动，因寡不敌众而被捉拿。

事后嘉庆知晓，这原本是不应发生的悲剧。陈德背后并没有恐怖组织，他之所以刺杀嘉庆，无非是生活困顿，觉得活着没意思，想图个痛快的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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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案，但显然不是孤立的，像陈德这样的失业者乃或生活困难者又何止一人，其背后必然隐没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清国已无可避免地走上了衰败之路。

嘉庆深知问题的根结所在，他曾作诗骂那些庸碌无为、贪赃枉法的庸吏和贪官。

满朝文武着锦袍，闾阎与联无分毫；一杯美酒千人血，数碗肥羹万姓膏。人泪落时天泪落，笑声高处哭声高；牛羊付与豺狼牧，负尽皇恩为尔曹。

但可惜，坐在龙椅上的嘉庆，还是跳不出虚假的景象，以为一切的问题都是暂时的，天朝的光辉会永远普照自己与亿兆子民。

或许通过简单的对比，我们对于清国西去的背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会比本文开篇所叙的那些数字更具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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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在清国最富庶的江南，尤其是现在的上海，最普遍的纺车依旧是从元代就有的一手三纱纺车。通过技术进步，动力已从手摇改为脚踏，熟练工每天操作10小时，可产纱8两。

1800年，英国的棉纺业已有300座以卷轴纺纱机为生产工具的纺织厂。这种纺纱机无需人工操作，以水力为动力，不仅产量是中国纺车的数十倍，而且纺出的纱坚韧而结实。

与中国式纺车几百年都是一个模样不同，英国的纺纱机更新换代极快，同年，由童工出身的塞缪尔·克隆普顿发明，性能远超卷轴纺纱机的走锭精纺机被600家工厂装备。

1800年，英国年产煤1500万吨，而中国方面，直到1936年，这个数字才达到4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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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如此悬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工业需求的缺乏导致中国煤炭工业的滞后。此时的清国依旧是一个“农业的系统”，因此诸如以下的数据，作为观者，也只能叹息——

1800年，英国拥有蒸汽机321台、5210匹马力，25年后，这个数字猛增到1.5万台，37.5万匹马力；1844年，英国铁路已经长达2235英里，清国方面更无法比拟。

我们似乎不应该因为这种遗憾事情的存在，就肆意指责清国的领袖。但是有一点，嘉庆应该背负起应有的责任。

当他有机会接触西方人，应该向他的先祖康熙一样，去了解并积极的学习那些先进有用的“奇巧淫技”，但是他学错了榜样，以乾隆的方式与英国使臣阿美士德争执于礼仪问题，以致贻笑大方。

以读史人的眼光看，嘉庆显然辜负了我们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