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冯芳丨疯癫和它的性质

文艺复兴期间的想像图景上出现过“愚人船”，船上载着英雄和楷模，他们会为人民带回真理和财富等。然而福柯指出，真实的愚人船确实是存在的，但却是载着被城镇驱逐的神经错乱的乘客前往另一个城镇。这艘船不再是追求理想和真理的化身，而成为了社会排斥和隔离的象征。

疯癫的各种属性

1.疯癫的生物性

生物-医学模型认为心理问题是与躯体疾病等生物学因素有关，大量的精神病学研究会把重点放在寻找心理问题的生物学因素上。但是生物-医学模型也受到了批评，不少学者指出了背后的社会和政治的目的，“萨斯认为创造出精神疾病这一概念是为了控制和改变那些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威胁的人。阿尔比(1996）描述了精神障碍的概念是如何被发展来支持剥削社会的统治者。”（戴维斯，2007：31）

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先进设备、实验室和临床实验等的出现，生物学和医学是在分子层面上进行的。对此，尼古拉斯罗斯提出了“生命力资本化”的生物经济学，“生命不是被设想为一种不可改变的、确定的禀赋。生理不再是命运。生命力现在被理解为内在于分子之间准确的、可描述的技术关系，这些分子能够接受‘逆向工程’，在原理上能够被‘重新设计’。判断不再是从正常和反常这一清楚的二元划分角度来组织了。”（尼古拉斯罗斯，2014：47）生物生命不仅可以用于分析疯癫，而且也可以用相关的技术手段来介入疯癫。

2.疯癫的社会性

在中国，人们重视和谐的社会关系，在“集体大于个人”的环境，个人会压制个人的苦痛情感。凯博文在分析现代中国的抑郁和神经衰弱和病痛时，提出一个例子，在单位制社会中，工作单位为职工提供着医院、幼儿园等全面服务，但同时也实行着严密的社会控制。林晃被分配到不喜欢的工作，而且要工作一辈子，处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他出现了重性抑郁障碍和恐惧障碍，他的疾病状况反映了他的社会状况。同时他通过头痛、虚弱、没力气等躯体化症状来获得休息的理由，甚至是更换工作的理由。面对个体的权利需要让位给集体的利益和权威时，疾病居然成为了表达个体的情感和意愿的有力工具。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分化工人，工人的劳动力成为劳动市场上出卖的商品。在这里，他们为了工作和稀有资源而相互竞争，并创造了物质条件，使社会分化更加严重，包括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恐同倾向，并撕裂了现代生活，同样重要的是，个人无法掌握生产，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有深远的影响。”（弗格森，2019：216）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被异化，也失去了掌控，处于被动的位置，人们感觉到挫败和绝望，这些都会导致个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稳定。如果工人没有团结起来，集体表达他们的不满并进行反抗，那么他们就会把这些问题归因于个人，当成个人问题，看不到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也无法认识到个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会是个人精神疾病的成因。

3.疯癫的政治性

R.paul olson根据可及和公平、质量和功效、成本和效率、筹资和平等、保护和参与、对人群的意义这六个统一的指标来比较英国、挪威、加拿大和美国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同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精神卫生服务是可以买卖的商品？或者是居民的基本权利呢？英国、挪威和加拿大肯定了精神卫生保健是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而美国尽管宣称国家因人民而在，但是国内还有很多人群没有健康保险，在促进医疗的公平性方面，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所有人权中，自由是最为普遍的要求。将心理健康视为人类自由的一个基本要素，既合理又有用，自由是免于来自精神障碍引起的忧伤和失能。这个观点的含义是，精神卫生服务的提供是将人们从健康缺乏或缺失的桎梏中解放出来。”（R.paul olson，2008：429）因此，如果精神卫生服务的公平可及性不足，其实是在伤害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对此，政府应该努力为人民提供公平可及的精神卫生服务，争取社会正义，捍卫个体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

疯癫与理性的关系

直到18世纪末，人们通过禁闭政策去收容、隔离道德败坏者、不肖子孙和亵渎神明等“疯人”居民，这既是理性统治非理性的手段，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控制手段。人们区分出所谓的理性和非理性，并希望让理性成为个人的行为准则，通过这样的手段，让人们能遵守基本的道德和法律，同时也能巩固理性。“现在，疯人院必须代表社会道德的伟大连续性。家庭和工作的价值，所有公认的美德，统治了疯人院。”（福柯，2003：237）人们会出于道德考量而排斥疯癫，皮内尔更是直接指出这样的社会隔离能巩固资产阶级的道德。图克提出了“道德治疗”，通过强加的道德控制来限制病人的自由，使得病人产生一种负罪感，最终使得病人能恢复意识。因为疯癫被附加上道德属性，病人不再是需要照护关怀的对象，而是处在一个道德审判世界，处在被自己或他人惩罚的地位。

而随着精神病院的诞生，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开始接受科学的医学知识，不过他们身上的权威力量，并不是因为他们了解疯癫，更多地来自于道德和社会范畴，是因为他们能控制疯癫。由此可以看出，理性和疯癫一直在对抗博弈，但非理性一直处于被制服的地位。我们对于疯癫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不过福柯提醒着我们需要继续认识疯癫，或者说重新认识疯癫。

社会与个人健康的关系

1.个人健康问题背后存在社会因素

弗格森强调不幸与苦难背后的社会与政治经济因素，“从个人层面而不是更广阔的劳动力层面来看，压力似乎取代了像不正义、不平等、挫折等较旧的概念。”（弗格森，2019：30）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个人很难不受竞争的无情压力的影响，这对个人的身心健康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波兰尼在观察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时，发现在经济上工人被剥削，但是对个人和整体的幸福产生不利影响的是，新的市场制度体系正在严重破坏个人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等。这样的混乱，或多或少损害着每个个体的心理健康。

福柯基于生命权力视角，指出规训和管理与致力于人的身体与健康的管理策略的界限模糊了。生命不仅是人的基本权利，因为其受到政治的介入，也使得社会能控制个体，将管理施加于人。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人的苦痛和疾病背后的社会根源。

2.维护个人健康需要社会力量

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世界是开放的，边界是模糊的，同时个体面临的风险也不断增多，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无形的精神压力。因此关注现代人的精神健康，建立健康卫生服务体系变得越来越重要。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当我们讨论如何维护个人健康，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到社会力量的作用。我们需要重视精神服务的多元供给，不仅要加大政府的公共服务，也要鼓励支持非政府或私人机构提供的服务，帮助人们缓解生活中的困难和压力。

在中国，面对精神疾病，人们可能会采取“个人的报应”的观点来解释。由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人更重视采取家庭照顾来应对精神疾病。但是政府也应该认识到，政府有保护患者获得诊断、治疗和康复的权利的义务。卢梭指出政府作为表达人民意志的机构，政府的法律政策要符合公意。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不仅是面向少部分人的服务，也是面向处于风险之下的每个人。因此政府应该更注重人的心理感受和健康发展，投入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去积极推进精神卫生服务。

总结

读完这一批书单，让我重新认识了疯癫、理性和非理性等这些自以为早就熟悉的话语。福柯指出话语即权力，话语是真理、知识和权力的集中表现。而我们常常只能关注到话语中可能存在的真理和知识，而忽视了其中的“权力”。话语是可以用于支配和控制的强大力量，熟悉了解这些话语，让我们更懂得社会规则，也能更好地在社会中生存。但如果我们只会一味地接受，甚至内化这些被建构的话语，又何尝不是一种非理性呢？

阅读书单

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

尼古拉斯罗斯《生命本身的政治：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

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

弗格森《精神疾病制造商：资本社会如何剥夺你的快乐？》

戴维斯《精神病理学模型》

R.paul olson《四国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比较：英国、挪威、加拿大和美国》

叶锦成、高万红《中国精神卫生服务》

行业

研习社

•本期作者：莫冯芳，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

•本期编辑：二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