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Jürgen Richter Horasis创始人兼主席
中国、欧洲和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类似于二人三足赛跑的三方。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前述三大地区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方。鉴于它们的强势地位,在一场本应充满善意的“游戏”中——即以商品和服务的合作性流动为特征——,而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展开竞争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但目前看来,美国政府似乎打算一直坚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做出的施政承诺。
如果是这样的话,回顾一下中欧之间的关系不无裨益,首先是双方间的货物流通。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遵守供应链合同至关重要——比如装载2万个集装箱的货轮面临紧凑的交付时间表时。航线的发展促进了中欧之间的贸易,其中也得益于苏伊士运河的扩建。
货物的流通并非偶然出现。制造企业要把产品卖给客户,离不开确保及时交货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可能将跨越国界,使用多种货币和多种运输方式才能达成,所有这些都必须签有合同。这也意味着原材料被开采、提炼和加工后,制作成子部件等待组装,实现成品装配。最终,客户使用完产品后进行生态性处理再纳入回收链。
我认为,中欧最好的合作方式是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依据现有掌握的情况进行明智的预测是相对容易的,但预测下一主流趋势却非常困难。
数据收集对每个国家都是必要的,这也是中国和欧洲都具备的优势。每个国家都会收集数据——至少是出生率和死亡率。而更发达的国家,收集的家庭性活动数据更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机构也在收集数据。亚洲国家近年来也更加强调数据质量。最近,“因素分析法”再次在统计学家中走红,被用来解释某一经济体有多少质素是同向协调或相互对立的,以及这些因素是否会发生显著变化。
我建议,未来中国和欧洲应该比世纪之交时更深入地比较研究复杂的数据驱动战略。目前,我们有质量更高的数据存储在云端,也更倾向于大数据,后者得益于复杂的统计计算的进步。
大数据也有助于实现生态性、可持续性增长。全球资源越来越难以开采和提炼,例如,黄金和很多由“稀土”制成的元件在智能手机的组装过程中就像搭积木一样,但在使用寿命终结时,数以百万计的手机因为单体太小而无法实现金属回收,直接被扫进垃圾填埋场。这不仅是浪费,也由于重金属会渗入蓄水层而带来潜在危险。中国和欧洲能否联合研究出一款更好的手机,以实现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结果呢?
伦敦、巴黎、法兰克福以及中国香港、上海、北京的年轻人们正在开发创新,推动创业精神,这可能会带来社会进步。然而,对有权做出决定的高级经理进行再教育也显得至关重要,使他们能够理解当前出现的大数据分析的细微差别,尤其是像因素分析法这种同时分析多个变量的方法。“如果这样,就会怎样”的简单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承认,当前所处的世界是不确定的,但可以量化可能性以减少对未来的担忧。如果我们对企业间经营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政府之间也能做到,中国和欧洲可以合作。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发展更好的确定性非常重要,而这可以通过加强透明度、政府治理和生态研究来实现。(编译: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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