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石头上不如刻在人心上

1902年12月，一支法国与波斯的考古队在波斯古城苏撒发现了三块公元前一千八百年左右的黑色玄武石，拼在一起就是举世闻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古巴比伦国王汉莫拉比颁布的法律集成。关于古巴比伦王国及汉谟拉比的历史记载，几无所闻，更不用谈《汉谟拉比法典》了。这一发掘，为我们揭开了古巴比伦王国神秘面纱的一角，使我们得以窥见三千多年前的世代，是如何运行及存在的。关于遥远古国的文字记载，且不论真假，都已湮没无闻，而刻在石头上的文物，却铭记了当时社会真实的一角。历史文书的书写和传承，从神话传说、口口相传到结绳记事，再到泥板莎草；由刀刻手写，再到雕版影印，记载的手段和技术在不断创新，我们离客观的史实，却并没有更加靠近。

中国古代的史官，最开始是记载天子言行及卜辞，《汉书》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即是说的这个问题。“史”字的金文，为一人持一板居中侍立一侧以记言记事，要求持中、客观、以文字记录。但自有史官以来，史官记载的真实性，就一直是个问题。《左传》关于“崔杼弑其君”的记载，虽千百年来为人称道，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自有史官书史以来，历史记载的客观性就是一个问题。这一点在当朝为胜朝书史一事上体现最为充分。中国的史书编纂，从《后汉书》开始，确定了当朝为胜朝立史的传统。积极的方面，及时立史保障了史料的真实性和充分利用，益于保障历史记载的完整性和延续性；消极的一方面，因为是后朝为前朝盖棺定论，难免有所隐瞒、篡改。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新旧唐书关于唐太宗玄武门事变及太子李建成的记载，就与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存在一定差异。从史料的来源来讲，温大雅的记载，可信度更高。但新旧唐书却是官方认可的史书，列入正统。

因此我们会注意到，其实我们看到的信史，基本上都是官方意志的体现，为满足官方的立场或价值偏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事实裁剪、重新编辑。这就如同电影剪辑师，拿到的影片素材都是一样，但技术的好坏、个人的好恶，最终呈现的作品，却有着细致的差别。虽然自古就存在偏离客观的情形，但在当代的环境下，历史的书写更容易受到歪曲。在传统社会的历史书写，歪曲事实的动机，无外乎为尊者讳、为本朝讳几种；但放在现在价值多元的环境下，政治观念、社会观念、书写着个人好恶，都足以对叙述造成影响。

关于前一段所提的问题，笔者作为一个法律从业者，同时又是历史学的背景，长期徘徊犹疑于历史和法律两个领域，对客观、真实与叙述的技巧，有着一些比较私人的理解。社会科学有些自身的语法结构：概念——关系——判断——体系。每一个环节，都存在内涵和外延的边界无法清晰界定、逻辑无法周延的问题。因为概念界定和理论边界的问题，社会科学的研究从来都不是绝对真实、绝对客观的。在某种程度上讲，新闻报道、历史叙述、法律裁判，都无法达到真实，我们能做到的，只是合理地选取素材、在一定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进行裁剪粘贴，以期无限接近那个“客观”的存在。

回到历史叙事本身，写此文的动机——是看到为声援N大同学，一群人通过区块链技术将N大此次事件上传到区块链进行加密，以期最大限度地记录事实，不被篡改。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技术流行之后，我们看到私家著史和私人笔记的大量出现，在正史以外，方便历史学家查漏补缺、更正正史的不足与谬误。作浅层的理解，这种其实就是朴素的“区块链”（有调侃之嫌）。技术的发展，为我们趋近于真实，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和方法。将历史刻在石碑上，最终仍然难免被黄沙淹没；唯有将历史刻在人心上，才能世代不忘。

有漏界：佛曰有漏三界，五蕴皆苦。冷眼观世界，热血书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