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参商二星有认知时应已了解黄道，距今应有三千余年

“黄道”是人而且是古人用眼睛长期观测加之记录，最终总结和概括出来的。

什么是“黄道”？

《汉书・天文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通俗地说，“黄道”，就是太阳在天空，古人认为是“天球”中，周年视运动的轨迹。

因为是“轨迹”，所以又是“看不到”的，只能计算和推算出来。

中国的古人，什么时候有了“黄道”概念？

过去认为，战国时代的石申夫和甘德的《石氏星经》，是最早记录“黄道”的古文献。其云：“黄道规牵牛初直斗二十度。”

“黄道规”，即“黄道圈”；“牵牛初”，则指太阳的“冬至点”。这是说，太阳走到“冬至点”，其位置位于离斗宿“距星”二十度的地方。插一句，“距星”，是古人长期作为观测对象的恒星。《汉书・天文志》记载的恒星有783颗，同时期的张衡，则记录多至2500颗。

张衡

可知，古人观测太阳的运行，亦将恒星作为参考坐标。

按照《石氏星经》的记述，这个“黄道”，大约只适合于战国末年至秦汉时的“天象”。

西汉初的刘向在《五纪论》的记载，则将“黄道”所符合的“天象”前推至到前五世纪。

他说：“日月循黄道，南至牵牛，北至东井。”

这是讲，“黄道”的南点，也就是“冬至点”，位于牵牛。别看仅仅是“牵牛”和“牵牛初”一字之差，实际上反映着不同时期的太阳运行轨迹。

古人在地面上的白天，向上望去，始终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这是没有变化的。

但是春夏秋冬，太阳的升起时间和位置却又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是通过每一天的细微差别表现出来的。

概括地说，太阳的视运动，相对于地面上的观测者来说，如果以恒星作为背景，每一天都向东移动约一度的“角距离”，一年下来，恰好大致移行一圈。

这一圈，就是黄道。

这种观测必须日日践行。而且，能够总结出其中的规律，又不是一年两年可以做到的。

东汉王充《论衡・谈天》云：“二十八宿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长吏廨矣。”

古人在夜空中，确定了二十八个恒星群，命名为“二十八宿”，就是把它们看作是日月运行“歇脚”的“驿站”。“宿”即“舍”，“宿舍”一词由此而来。

社科院考古所冯时研究员团队，经过多年研究，认为至晚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也就是距今5500-5000年的时候，中国上古先民已经形成了明确的“二十八宿”概念。这一推断的根本依据，是“赤道星官”与“赤道”吻合度的时间下限。

也就是说，距今5500年到5000年那个时候的古人，已经知道太阳和月亮，在不同的时间，会依次到这二十八个“站点”“住宿”。可以证明的是，“二十八宿”就是沿着太阳“黄道”依次分布的。

还可以证明的是，中国自古有“参商二星”神话。

商星

《左传・昭公元年》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长曰阙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阙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杜甫诗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即以“参星”和“商星”永不见面比喻人之离别。

“商星”，是“二十八宿”中“东宫七宿”的“心宿二”，甲骨卜辞中称为“火”或“大火”。“参星”，则指“西宫白虎”。“商星”和“参星”，恰好居于“黄道”的东西两端。

即是说，古人认知“参商”二星的时候，不可能不掌握“黄道”；换句话说，古人对这两星的了解，极可能属于观测“黄道”的结果。

即便如此来算，中国先民对“黄道”的认知也已经有了3000多年的历史。

这些认知，都是靠古人的肉眼长期观测取得的。东汉史官，始有铜制的“黄道仪”，是在“赤道浑仪”增加“黄道圈”，因此计算出的，是“赤经差”在“黄道”上的投影，得到的只是“似黄经”结果。

“黄道”，在古代人那里，是“天道”的一部分，于是必然与“君权神授”的“政治天文观”相结合，皇帝走的官路，也叫“黄道”了。

另外，“黄道”，还是古代“星占”的重要理论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