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政道的好友。
在此,我们非常高兴把我们所知道的有关政道青年时代的经历、六十年来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和三十多年来对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贡献,作一简要介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1957年,在世界各地传播、影响甚广的那件物理学界科学大事。
那年1月15日的下午,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举行新闻发布会,被称为实验物理之父的拉比(I.I.Rabi)教授向公众宣布,物理学中的一个被称为宇称守恒的基本定律被推翻了。推翻这个基本定律的就是政道和杨振宁。我们都知道政道和杨振宁为此获得了1957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也是迄今为止,诺贝尔奖的正式记录书上,仅有的中国籍获奖者。
在此后的几年里,政道将在弱相互作用研究中新的思想推广到其他物理过程中。以对称性原理为出发点的研究成为20世纪60年代粒子物理的主流。今天,物理学界公认对称破缺是自然界相当普遍的规律,这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政道自幼喜爱读书,且有见解,但由于抗战,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动乱的艰苦环境下度过的。
1941年15岁的政道中学尚未毕业,但不堪日本鬼子的残暴统治,而只身离家,辗转到了当时的大后方。1945年政道又辗转进入昆明西南联大求学。1946年吴大猷先生得到一笔政府经费出国研究,可选两名研究生随行,除选光亚外,吴先生选择了被他称为“奇才”的、只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政道。政道到芝加哥大学后,很快地得到了费米(E.Fermi)和其他芝校教授们的赏识,成了正式研究生并获得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的很高荣誉,全校奖学金三年。
1951年,政道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1953年后就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工作。
政道对物理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政道常说:“物理是我的生活方式。”六十年来他从未间断过对物理学的研究。他的研究领域除高能粒子物理外,还广泛涉及天体物理、流体力学、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广义相对论等领域,并在物理学领域做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性质的工作,我们在这里无法一一描述。
我们要特别指出,在他的倡议、推动和领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和IBM公司、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等单位合作,自1993年起研制超级计算机,为物理计算服务。1998年完成了QCDSP超级计算机,运行速度达每秒4000亿次。2005年完成了QCDOC机,一台安装在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一台安装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运行速度每秒10万亿次。
政道对物理学的巨大贡献得到了世界的公认。除了获诺贝尔奖之外,还被授予爱因斯坦科学奖、法国国立学院奖等。1956年,不满30岁的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1964年,他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费米讲座教授,1984年至今为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此外,他还是普林斯顿大学名誉科学博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以及国际、国内多所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和名誉教授。
作为一名华裔物理学家,政道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自1972年回国访问开始,30多年来,政道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年轻人才的培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72年,政道和夫人回到祖国访问,看到国内当时科学、教育处于基本停顿状况,心中十分担忧。政道多次向国家领导人坦陈己见,对当时教育状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并促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建立,在当时的环境下使濒于停顿的高等教育得到部分恢复。
大家都知道CUSPEA是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针对当时国内科学和教育的状况,政道感到,必须尽快培养一流的科研人才,同时国内高校和研究所要尽快与国际建立联系。他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挑选优秀大学生出国攻读博士学位。当时,中国尚未与美国建立派遣留学生的渠道,也没有GRE和TOEFL考试,政道亲自设计并创立了CUSPEA,为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暂时性的通道。
国内1978年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1981年开始实施学位制度,1983年起已有部分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国外获博士学位的人员也陆续回国工作。为使他们尽快成长为国家急需的学科带头人,政道向中国政府建议,在中国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制度。这个建议在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很快得到了实施。政道不但帮助设计了中国博士后制度,而且20多年来关心和帮助它的发展。
从CUSPEA到博士后制度的建立,政道战略性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识,不仅给年轻人创造了机会,也为中国人才培养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一种有效可行的方式。
1985年7月,政道向中国领导人建议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并帮助提出自然科学基金的具体实施方案。1986年设立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改变了以往科研基金通过计划分配的模式,首次将同行评审、公平竞争的机制引入到科研经费的分配中。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选派科技人员出国进修,政道为使中国能系统、配套地培养人才,在美国专门设立了一个高能物理实验领域的中国访问学者项目,即“李政道学者”。在他的安排下,有近百名中国高能物理学者进入了美国高能物理研究的各领域,为以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和中国高能物理研究培养了人才。
在政道的推动下,中美两国建立了长达近30年的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1979年1月,在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政道和潘诺夫斯基(W.K.H.Panofsky)教授一起组织了第一次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的会谈。中美两国的科技合作协议,高能物理是其中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在政道的精心安排下,美国高能物理实验室和科学家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的设计、建造提供了大量技术支持。BEPC于1984年动工后,在四年内顺利建成。现在,它是世界上这一能区最先进的实验装置,有50多位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在这里进行合作研究。
让自己钟情的现代科学技术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是政道的一大夙愿。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促进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在国内的工作和交流,组织海外中国青年学者回国短期工作和讲学,在他的努力下,1986年成立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和北京现代物理中心(BIMP)。
1996年政道的夫人去世后,1998初,政道和家人及朋友遵照夫人的遗愿,用私人多年的积蓄在中国设立了“秦惠—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简称 政基金),并确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和苏州大学为“ 政基金会”首批成员。
政道和夫人从1985年起还每年捐款在苏州为高中生设立了“李政道奖学金”。2000年政道为促进中国西部的教育,鼓励西北的年轻学生,又捐款在甘肃省设立了“李政道奖学金”。
政道不仅在物理学的研究上有很大的成就,而且还对艺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对科学和艺术的关系也有所研究。
年已耄耋的政道在科学上已很有成就,但仍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进行物理研究。
每次回国更是繁忙。最近又在促进中美两国在大亚湾合作进行中微子实验奔走。国内熟悉政道的朋友们常用“呕心沥血”来说明他为物理科学和祖国科教事业的辛劳。他为科学,为自己血脉、亲情所系的故土工作时的快乐蕴涵在他十分喜欢的杜甫的诗句之中:“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这也是政道治学为人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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