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趋同的未来

世界正面临观察家所谓的“同步”增长上扬。这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趋同”意味着什么？趋同的话题自十年前大衰退开始以来便鲜有人提及。

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增长开始总体快于发达国家（用人均标准衡量），这让很多人乐观地认为这两类国家的产出和收入将会趋于一致。从1990年到2007年，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年人均增长比发达经济体高2.5个百分点。2000—2007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大，达到了3.5个百分点。

尽管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取得进步——许多小经济体表现不佳——但从总量看，世界经济的结构一直在改变。在庞大而有活力的印度——以及更有过之的中国，它经历了近三十年的两位数GDP增长——的推动下，亚洲国家以极快的速度赶超发达经济体。

但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动态发生了改变。一开始，趋同表现出加速之势。发达经济体增长陷入停滞，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增长优势扩大到四个百分点。

但在2013—2016年，许多新兴经济体增长慢了下来——特别是拉丁美洲，其中巴西在2015年和2016年经历了衰退——而美国则赶了上来。我们是否如一些观察者所宣称的那样，正在迎来趋同的终局？

答案取决于发展中经济体找到并利用新的、更高级的增长源泉的能力。在过去，趋同的主要引擎是制造业。终于获得了必要的技能和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在本地应用发达国家的技术，从而得益于充足的低成本劳动力。

但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指出，轻松“山寨”赶超的源泉已经基本耗尽。低垂的制造业果实已被摘尽。如今占总增加值更大比例的服务业的技术赶超更加困难。

此外，当今尖端科技——比如机器人、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比工业机械更加复杂，可能更难复制。而由于智能机器日益胜任低薪工作，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也被大大削弱。

但是，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帕斯库埃尔•雷斯特雷普（Pascual Restrepo）指出，这些技术的冲击——特别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远比这更加微妙。他们认为，总产出是传统劳动力、传统资本和可以完全不消耗劳动力完成的任务所涉及的资本的函数。传统劳动力和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或劳动力替代性进步的增长将提高产出，但后者的增长还会降低劳动力需求、抑制工资。相反，生产率增长，自动化的深入，以及全新任务的创造将增加劳动力需求、推高工资。

当然，对于出现在发展中价值链中——包括依靠前沿技术的服务——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来说，仍然需要最低限度的特殊技能和基础设施。但在新兴经济体实施某些新技术、部署某些新任务可能会比在发达国家更难、代价更加高昂。

在这方面，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需要何种互补性劳动力。人们常说，拥有 超高技能劳动力储备对于部署人工智能至关重要。在一些例子中，这也许是对的，但在令一些例子中正好相反。比如，新劳动力取代性技术能够让熟练工不足的活动变得可行。因此，完全自动化将导致经济活动的更大份额落在发展中国家。

另一个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技术升级过程的因素是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全球市场结构和定价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收益的分布。但各国汲取监管教训的效率亦然，包括如何制定吸引投资者、捕获价值链中的重要细分、确保从创新中获得充分大的收益份额等。学习迅速的国家可能会在现实中比发达经济体增长鞥快，即使是在高科技行业中。

当然，对许多国家和部门而言，传统赶超仍然大有可为，这一过程也仍有可能继续推动增长。但它不足以推动趋同。对于趋同，发展中国家需要相对有效地部署新技术，考虑到劳动力市场技能和监管的作用。这绝非易事，我们也有可能永远无法回归2007年前的趋同的“黄金时代”。但新技术想来也不会阻止趋同，即便它们（有可能）会减缓趋同的速度。

作者为土耳其前经济部长、联合国开发规划署前署长、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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