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的思维模式（2）摆脱大脑中“自动驾驶”系统

福尔摩斯的思维特征之一，便是对世界有着天然的怀疑和好奇精神。任何事都不能根据其表面现象来判断，每件事都要经过仔细检查和思考，然后才能决定是否接受。不幸的是，我们的大脑在默认状态下抗拒这种模式。为了像福尔摩斯那样思考，我们首先需要克服我们看待世界方式中的自然抗力。

如今，大多数心理学家都承认，人类的大脑是在所谓的双重系统中运行。其中一个系统是迅速的、直觉的、反应性的—大脑恒定地抵抗或逃避警觉，它不需要有意识地思考或努力，其运作方式类似自动驾驶仪；另一个系统较慢，它更慎重、周密、有逻辑，因此在认知上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只要有可能，大脑就喜欢坐视不理、袖手旁观，除非它认为绝对有必要插手。

由于冷静的反思系统很费脑力，因此我们把思考的时间主要花费在热情的反射性系统上，主要是为了确保我们的自然观察机制掌控该系统—自发的，直觉的，反应性的，快速判断。当遇到重大事件时，我们当然会有所行动。只有当某件事真正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迫使我们停下来或者使我们大为震动时，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应求助于更深邃的、自省的、冷静的慢系统。

我给这两个系统分别命名为华生系统与福尔摩斯系统，你可以猜猜它们分别对应哪个系统。华生系统可以视为天真的自我，它凭借的是懒惰的思维习惯—通过最自然的、阻力最小的路径来运转，这种思维习惯是需要我们终生习得的。福尔摩斯系统可以视为我们梦寐以求的自我，我们可以再次学习如何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一旦这么做之后，将会一劳永逸地打破华生系统的习惯。

当我们的思维已形成习惯，大脑就会默认接受它遇到的任何东西。我们先是相信，然后怀疑。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最初把世界看作一道真假测验题，在这道测验题中，错误的答案永远被认为是对的。在大脑不花费任何努力、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保持正确模式的同时，将答案调换为错误则需要警觉、时间和能量。

为了处理事件，我们的大脑必须相信它，哪怕只是一瞬间。假设我让你想象粉红色的大象，你显然知道粉红色的大象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是当你读到这个词时，你的脑海会在一瞬间构想出一头粉红色的大象。为了认识到粉红色的大象是不存在的，你必须有片刻时间相信它确实存在，于是我们瞬间就理解和相信了。

所有命题，无论是属性命题还是存在性命题，都是通过被构想出来而被接受的。只有在构想完成后，我们才会努力怀疑某事，此过程在这一阶段远不是无意识的。

在粉红色的大象的案例中，证明该假设不成立的过程很简单。它几乎不需要费力或费时—尽管它仍然比我说灰色的大象需要大脑花更多精力来处理，因为与事实相悖的信息需要额外的查证和否认，而真实的信息却不需要费此等力气。但这一点并不总是正确的，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像粉红色的大象一样容易辨别。概念或想法越复杂，它们的真假就越不明显，需要花费的脑力就越多。打断这个过程，或者彻底遏制这个过程，不需要太费力。如果我们判断该项陈述顺理成章，我们很有可能就认为情况真的是这样了。同样，如果我们忙忙碌碌、压力大、注意力不集中或者在其他方面耗尽精力，就可能会认定某些事是真实的，而不会花时间去确认。当面临多重要求时，我们的精力就会很有限，无法立刻去处理每一件事，而验证过程首先就被省略掉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只剩下未修正的信念，一些我们稍后意识到它是对的但实际上是错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不是每样东西都非黑即白或非粉即白，如大象的案例。不是每样东西，我们的直觉说它非黑即白，它就真的如此。它非常容易让人迷糊。事实上，我们不但相信我们听到的每件事，而且即使在听到某个陈述之前我们就被明确告知该陈述是错误的，我们还是有可能把它当作是对的。例如，对应偏见是指，我们假定某个人说的话正是这个人实际相信的，然后我们坚持这个假设，即使我们被明确告知它并非如此，甚至有可能判断告诉我们的那个人在说谎。回想上一个段落，你认为我写的关于死刑的话是我实际相信的吗？回答这个问题，你没有任何根据—我不会告诉你我的意见，然而，可能你通过将我的陈述当作是我的意见，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即使我们听到否定性的答案，我们也会因缺乏否认者而把这句话记错，我们相信乔确实和黑手党有联系—即使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对乔产生负面看法的可能性也会变大。如果我们是法官，我们甚至会倾向于判给他较长的刑期。我们确认和相信的倾向来得有点儿太容易了，这对我们自己和他人往往具有非常实际的后果。

福尔摩斯的窍门则是将每个念头、每次经验、每种预期都当成粉红色的大象来对待。换句话说，从健康的怀疑主义出发，而不是盲目相信，这才是大脑的自然状态。不要假设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应当的，要假设一切事情都像自然界不可能存在的动物那样荒谬。这是一个艰难的提议，尤其是要突然接纳它，毕竟这和让大脑从自然的休息状态转到持续活动的模式是一样的，甚至只是一般性地打呵欠、打招呼、处理下一件事情都要耗费大量能量。但这也不是不可能，特别是当你与福尔摩斯站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他能充当一个可信任的同伴—比任何人都更值得信赖，一个为了完成第一眼看上去极其艰巨的任务而始终存在的模范。

通过观察行动中的福尔摩斯，我们能够更好地观察自己的大脑。

“见鬼了，他是怎么知道我从阿富汗回来的？”华生问斯坦福德，后者刚将华生介绍给福尔摩斯认识。

斯坦福德神秘地笑了笑。“这只不过是他的小怪癖，”他告诉华生，“很多人都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这样的回答更加激起了华生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只有在长期而详细的观察中才能被满足。

在夏洛克·福尔摩斯眼中，世界已经被默认为粉红色的大象的世界了。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里，像大多数荒谬的动物一样，每一次信息的输入都要经过同样仔细而正常的怀疑······看完这本书时，你会问自己这个简单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夏洛克·福尔摩斯会怎么想、怎么做呢？你会发现自己的世界也逐渐变成粉红色的大象的世界了。对于你之前从未意识到的那些想法，它们在被允许进入你的脑海之前就已经被堵住，被怀疑。这些经过适当过滤的相同的想法，再也不会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地影响你的行为了。

就像一块你身上从未被察觉到的肌肉，它突然疼起来，愈演愈烈，好像你在频繁地用它做一系列新练习一样。通过训练，你的大脑将会发现，持续地观察和无止境地审视变得更容易了。事实上，就像你稍后会从本书中学到的那样，大脑真的像一块肌肉，它会成为你的第二天性。就像夏洛克·福尔摩斯那样，你自然会凭直觉了解、推理、思考，你会发现自己不用再刻意去这么做了。

不要在瞬间就认为这种方法是不可行的。福尔摩斯或许是虚构的，但约瑟夫·贝尔则是真实的，而且柯南·道尔也是真实的。

或许夏洛克·福尔摩斯如此引人关注的根本原因是：他使某种程度上让普通人感到疲惫的思维模式变得可行，甚至毫不费力。用最严格的科学方法去思考，看起来也是可行的。福尔摩斯向华生解释，他的方法不是为了听到惊呼声，而是事实已经再清晰不过了。然而，与华生不同的是，在事实面前，我们能够学会看清它的本质。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就像福尔摩斯提醒我们的：“推理和分析同其他技艺一样，只有通过长期和耐心的钻研才能掌握。人们就算穷尽毕生精力，也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这又不只是幻想，它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准则：从华生系统移动到福尔摩斯系统，驾驭思维需要觉察力加上积极性，这需要多加练习。从思维持续存在的意义上说是专注和存在感，它对于你真实而积极地观察世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当我们做出诸如乱放钥匙、丢掉眼镜这类不起眼的事情时，华生系统应该对此负责任：我们以一种自动驾驶的模式前行，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做出了这些举动。这就是为什么假如思维被打断，我们就会经常忘记自己在做什么的原因，例如为什么我们会站在厨房的中间、为什么我们要进厨房等。福尔摩斯系统则提供了回溯事情进展的模式，它需要让我们回想起当时自己在关注什么，以便打破自动驾驶的状态，记住我们在什么地方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以及具体做了什么。我们一直不主动或者不留心，这类事情就大多与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们盲目地为某些比钥匙放在什么地方更重要的事情储存信息。

为了打破自动驾驶模式，我们必须以一种专心的方式去积极思考，想想看是什么在我们的大脑中掠过，而不只是跟着感觉走。为了像福尔摩斯一样思考，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向他学习。事实上，积极性非常必要，连研究人员都经常哀叹，他们很难从老年组和青年组的参与者身上获得准确的认知任务的表现比较数据。为什么？因为老年人往往更加积极，并且表现良好。他们非常努力，更投入；他们更认真，更专心。对他们而言，成绩非常重要。他们试图证明随着年纪的增长，他们并没有同大脑失去联系。青年人则不是这样，他们没有类似的紧迫感。那么，如何准确地比较这两组参与者呢？这是一个一直困扰老化和认知功能研究的问题。

但这不是唯一重要的领域。积极的人总会胜出。积极性高的学生表现得更好这一事实跟智商测试结果一样不可改变，实际上，平均有0.064的标准差。不仅如此，积极性还预示着更高的学术成就、更低的刑事犯罪率和更好的就业结果。拥有“掌控愤怒”，掌控某一特定领域的内在激励机制能力的儿童更有可能在艺术、科学等各个领域取得成功。假如我们积极地去学习一门语言，我们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实际上，当我们学习任何新东西时，只要态度积极，我们就能学得更好。甚至从记忆力中都能看出我们是积极还是不积极：假如我们在记忆形成的那段时间里很积极，我们就会记得更深刻，这叫作“积极编码”。

当然，还有最后一点：练习，练习，再练习。为了更积极地投入，你要经过艰苦的训练，上干个小时才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想想专业知识是如何习得的：任何领域的专家，从国际象棋高手到高明的侦探，在自己的领域都有着超强的记忆力—福尔摩斯关于破案的知识手到擒来，国际象棋玩家的头脑中常常存着几百种棋局的走法，以备随时取用。心理学家K.安德斯·埃里克森说，在专业领域，专家甚至能以不同的角度看世界。他们看到的事物是初学者看不见的；他们只看一眼就能辨别这些图案，而未经训练的人显然什么也看不见；他们把细节看作整体的一部分，并且能立刻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哪些东西是附带的。

甚至福尔摩斯自己的福尔摩斯系统也不是生来就有的。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个虚构的世界中，福尔摩斯出生时具有的是华生系统，就像我们一样，他只是没有让自己停留在这种状态之中。他接纳了华生系统并按照福尔摩斯系统的规则来运行，对本应是条件反射的行为施加反思性思维的影响。

就绝大部分人而言，华生系统是我们习以为常的部分。但是，假如我们意识到它的力量，就能确保不被它控制。就像福尔摩斯经常指出的，他必须每时每刻都使用福尔摩斯系统，让它成为一种习惯。通过这些行为，他慢慢地训练自己这个轻易就做出判断的华生系统，让它像众所周知的福尔摩斯系统一样运作。通过习惯和意志的纯粹力量，他使自己的即时判断遵循了反射性的思维训练。由于这个基础很扎实，他大概只花几秒钟就对华生的性格做出了初步观察。这就是福尔摩斯把它称作“直觉”的原因。准确的直觉，福尔摩斯拥有的直觉，必须以长时间的训练为基础。专家并不总是能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直觉从何而来，但它一定来自某些可见或不可见的习惯。福尔摩斯做的就是弄清楚步骤，把热的变成凉的，把反射反应变成反思反应。这就是安德斯·埃里克森所说的专家知识：一种依靠长期的、密集的训练，而不是天生得来的能力。福尔摩斯并非生来就是侦探，并且颠覆了整个行业的认识。他只是不断训练自己保持正念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把这门技艺完善到我们今天所发现的程度。

随着他们的第一个案子接近尾声，华生医生就福尔摩斯的高超成就恭维了这位新同伴：“你使得破案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还原了它的本质。”这的确是极高的赞誉。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你将学会对你的每个想法做完全一样的事—就像阿瑟·柯南·道尔为乔治·埃达里辩护，约瑟夫·贝尔为病人看病一样。

夏洛克·福尔摩斯出现在心理学初步发展的时代，今天的我们已拥有更精良的装备，让我们好好运用这些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