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场景与全球化：数字经济如何创新发展？

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实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近期，多个省份的2023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也将数字经济作为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

随着数字经济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产业生态的日益丰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加速跃迁，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技术、数据、人才、资本等要素集聚模式也面临着新的迭代挑战和创新发展机遇。

腾讯研究院在1月份的科技向善周上举办了数字经济主题论坛，邀请了国家智库及行业专家，聚焦新发展格局下，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个重点问题：数实融合、科技创新和数字出海开展专题研讨，介绍数字经济的最新发展态势和企业实践。

分享嘉宾：

方腾飞 腾讯云副总裁、文旅行业负责人

边大成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信软所区域发展研究室主任、赛迪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总经理

茹炳晟 腾讯Tech Lead、中国计算机学会CCF TF 研发效能SIG 主席、腾讯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胡剑龙 智象创始人、CEO

主持人：

王星 腾讯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文旅行业过去三年作为遭受疫情冲击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和领域，目前也正站在关键的转折点上。随着疫情的放开、生活的恢复，文旅的复苏正在蓄力、蓄势和加速启动。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一系列行业发展规划、纲要和意见的相继出台，新阶段的文旅行业定位和目标也有了新的变化。我们总结下来，文旅行业数实融合有六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和定位：第一个是引擎，第二个是载体，第三个是窗口，第四个是课堂，第五是天然场景，第六是有效的路径。这些定位涉及到推动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展示中国形象等等这些方面。我也相信文旅行业实际上在国民经济的复苏当中、在疫后的产业振兴当中大有可为，而且是势在必为。

我们也简单整理了一下，数字技术在文旅行业的这种应用大体应该是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产品、 新业态和新体验的打造；二是智慧营销、智慧服务、智慧管理；三是文旅行业的行业治理，包括产业整合。

接下来我用简短的时间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数字科技在文旅行业的一些应用场景以及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

第一类场景是丰富我们的线下游览体验、助力打造文旅新业态。我这里列举一个例子，去年国庆期间我们跟南京文投合作，通过云、LBS、 AR的一些数字技术推出了大报恩寺的AR互动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们的游客就可以运用AR增强现实技术和空间的跟踪技术的有效结合，让类似于琉璃塔、玻璃拱门这些文物奇迹的复原，实现这种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带来一种全新的视觉感官上震撼的效果。

第二类场景是这种沉浸式云游。我们现在都在讲身不动、心已远，随时随地触手可及。我举一个例子，腾讯联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利用云游戏技术打造了云游长城数字文化平台小程序，我们的受众、我们的参与者可以通过打游戏的方式，在游戏互动当中沉浸式的参与长城修复，进而学习到长城的保护知识。同时在深圳，在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南头古城，我们利用腾讯云的云端视频渲染技实现了实体街区1:1电影级的可视化还原。

最近《阿凡达2》上线以来大家对于它的特技划时代的进步和变革感觉非常震撼，实际上《阿凡达1》当时大概动用了4000台物理服务器、35000个处理器，但是它的存储数据总量也只有一个PB，而《阿凡达2》有18个PB，你靠原来的物理服务器的方式实际上完全是不可能的。最终实际上是跟亚马逊云科技合作，在8个月内完成了33亿线程小时的渲染。所以实际上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在全真互联时代，虚拟世界的构建实际上离不开这种云计算能力的加持，而这正是我们腾讯云的核心优势所在。

第三类是沉浸式虚拟空间的应用和打造。这种技术的应用可以对于我们现有的这种线下的演绎形式带来新的塑造和改变。22年的五四青年节，腾讯和央视联合打造了首个虚拟音乐世界，当天有超过100万的用户化身数字人进入到虚拟的音乐世界进行音乐狂欢。在天津世界智能大会上，我们也创造了线下同步的线上虚拟会场，可以进行线上逛展、逛会。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如临其境的临场体验如在眼前的商业交易及社交、如在手中的这种商品的演示和推介，它将进一步的去塑造和重塑我们演绎会展这些文旅的业务场景。

第四类场景是游客的智慧化服务、企业的智慧化营销和智慧化管理层面的一些相关应用。今年大火的ChatGPT我相信给很多人留下了属于未来人工智能世界的惊鸿一瞥。可以想象的是在不远的将来AI的智能助手将会取代现在大家比较主流的OTA旅游电商网站成为旅游服务的重要入口。未来通过语音的互动，包括形成智能规划、包括沉浸式的订房、 订票、订座这些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更新的旅游预定服务体验来重塑整个行业。

第五类场景是区块链技术的应用。2022年我们跟华侨城欢乐港湾合作，首发了整个大湾区文旅主题的数字艺术藏品。这次活动我们跟它的IP的潮玩手办和珍藏的景区的限量年卡一起组成了一个跨界的营销包，上线之后被抢购一空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市场反响。实际上区块链在这种信息的资产确权、身份识别认证包括知识产权保护这一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特点是高效、安全、快捷、可追溯、可管控。

同时，在产业端的数字化升级层面，我们也为包括中旅集团、华侨城集团、万豪这些旅游集团企业提供了很多的数字化工具。

以希尔顿欢朋酒店为例，我们跟它合作提供了多款的数字化客户管理工具的组合应用，包括私域流量的运营和管理，包括客群的精准营销等。

第六类场景是区域及行业治理。首先是基于数字孪生智慧大脑来助力空间的智慧化。在数字孪生这个概念当中，我们实际上是相当于把相关的数据，把数以百计、千计甚至万计的这种硬件进行接入。通过这些数据的汇总，可以实现基于场景模拟的这种预测管理。

最后一个场景是来自于行业治理层面。大家知道我们腾讯云早在2018年开始就跟云南省委省政府合作，开创了全国的“一机游”模式，掀起了全国“一机游”发展的浪潮。实践证明，“一级游”模式在区域市场的秩序监管、行业乱象治理、旅游公共服务创新、目的地品牌传播这些方面实际上具有明显的作用。我给大家可以举一个例子，云南成为疫后复苏程度最高的省份。

文以化人，日新其德。“数”以赋能 焕新激活。文旅行业也是我们文化强国、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重要的通路和途径，我们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共同谱写诗和远方的魅力新画卷。

关于这个话题，我想从通用基础软件和工业生产力工具这两个方向来展开。

一是通用基础软件。

通用基础软件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绕不开的部分。谈到基础软件，主要是指管理计算机资源，面向软件开发者使用的软件。

大家很快会联想到操作系统、数据库、编译器以及中间件等。现在主流操作系统有Unix、Linux、Windows、iOS、Android，数据库有Oracle、SQL Server、MySQL以及各种NoSQL和Hadoop/Spark代表的大数据产品。

遗憾的是，世界流行的基础软件几乎没有中国产品的身影。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20年，全球软件产业收入约10万亿美元，其中一半是美国和欧洲企业贡献的，中国只有0.8万亿。而我们常说的软件大国印度，只有0.35万亿。由于缺少基础软件的核心技术，所以中印表面坐拥庞大的软件产业规模，实际却处在链条的底层。另外，2020年，美国基础软件收入为0.81万亿美元，中国只有0.036万亿，只有美国的4%。由此可见，中国的基础软件是很落后的。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核心原因主要来自于人才、产业和资本三个层面。

• 从人才层面看，由于技术广度大，还要兼顾产品化思维，所以有经验的开发人员少，缺乏核心人才的积累是基础软件难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 从产业层面看，研发周期长，有生态壁垒，市场主体已经被国际厂商长期占位，要构建有竞争力的产品并建设新的生态体系，难度更大。
• 从资本层面看，基于之前的人口红利和互联网红利，资本对短期投资收益要求更高。

关于如何破局？让我们分别来看看硬实力超车、弯道超车和换道超车的策略分析。

• 硬实力超车一般更多是大厂商对小厂商的竞争，通过资金、人才、技术、市场的综合能力碾压对手，这条路对于中国基础软件基本行不通，因为国际基础软件巨头本身就是实力雄厚的企业。
• 弯道超车是很多人的梦想，在体育比赛中经常能看到，让人非常兴奋。要实现弯道超车往往是两个竞争对手实力相当，在特殊的位置抓住对手的失误，实现超越。如果两个对手实力悬殊，谈不上弯道超车，更多只是一厢情愿。中国基础软件和国际厂商的实力相差较大，这条路也很难行得通。
• 换道超车其实是和竞争对手在不同的赛道竞争。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就是“创建一个新品类”。比如现在新能源汽车对燃油车就属于一种换道超车策略。

那么，对于通用基础软件，我们应该换哪个道？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开源或许是换道超车的好方法。

基础软件自行研发的成本很高，代码量大，周期长，能够胜任的开发者少，应用推广生态更是困难重重，所以我认为出路应该在“开源”，原因有以下三点：

1、专职开发者确实很少，但如果考虑兼职、兴趣爱好，情况就不一样了。根据世界最大的代码托管平台GitHub发布的报告，中国开源贡献仅次于美国，大概有2000万左右的开源贡献者。所以能够一起参与进来。小米的MIUI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2、开源可以吸纳包括上下游的合作伙伴，避免了一家独享利润和风险的模式，既是使用者又是建设者，一起共创和完善，培育市场和构建生态，后期逐渐实现商业转化。华为的鸿蒙是其中的典型。

3、开源的基础软件，可以避免闭源软件中植入隐藏代码，在非常时期被别人卡脖子。

所以，由厂商牵头的开源共创可能是一个破局的好契机。

另一条可行的道路应该是云计算，云计算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软件。云计算平台帮助基础软件屏蔽了底层硬件管理，包括IDC、服务器、网络等等，大的云计算平台基本都是在全球提供服务，因此云计算平台更像是今天的基础软件，这就是一个全新的赛道。国内起步早有积累。

比如，云数据库能与统治了30年的传统数据库厂商竞争，本质上也是一种换道超车策略，今天云厂商的数据库技术能力离Oracle这些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在新的赛道上处于有利的位置，Oracle要来竞争已经非常难了。

另外，我对通用基础软件还有以下4点思考。

1、耐得住寂寞：

做基础软件要耐得住寂寞，十年打底，因此对进入这个领域的企业要做好长期奋战的准备，要耐得住寂寞，更要挡得住诱惑。

2、避免挂羊头卖狗肉:

开源要重视真正的核心技术，在核心技术领域重点投入。不要在开源产品上套个壳，加了几个小功能，就号称全自研软件，骗吃骗喝，迟早是要露馅的，目前市场还是有很多这样的挂羊头卖狗肉的产品。

3、温水煮青蛙，水突然太烫了:

美国在高端技术领域卡中国脖子。这让资本和市场突然转变了态度，觉得对基础软件做更大的投入变得更有价值了，或许这反而是个契机。

4、云计算的成本控制是王道:

云计算必须利用规模优势，在性价比和安全性上全面超越私有化部署，才能迎来云的全面爆发。

二是工业生产力工具。

工业生产力工具有很多，比如工业仿真软件CAE（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和电子设计自动化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等。我这里以电子设计自动化EDA来举例。

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是指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来完成集成电路的功能设计和验证。集成电路（IC）产业设计、制造、封测等各个环节都需要EDA的支持，被誉为“芯片之母”。芯片工程师必须依靠EDA软件工具，才能完成电路设计、版图设计等工作。

可以说，没有EDA软件就没有各种复杂芯片，就没有各式各样的智能设备，因而就没有了我们今天的数字化和工业信息化。EDA软件在芯片产业中不可或缺。有了它，芯片研发才有保证。如果没有EDA技术的支持，中国在高端、复杂的芯片设计上就会被“卡脖子”。

全球EDA软件市场由Synopsys、Cadence和Mentor三家EDA厂商所垄断。今年8月美国发布了禁令，限制向中国出口3nm以下的EDA技术。目前只有三星和台积电具有3nm的小范围量产能力，所以短期内对中国半导体行业影响有限，但是长期来看会限制中国推进关键的下一代先进制程技术。

一般我们能想到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你在EDA技术上限制我，我就自己研发EDA技术。但是我认为死磕EDA研发可能并不是最优策略，原因有以下三点：

1、研发难度大、要持续不断更新和投入

2、人才培养难度较大，人才紧缺（交叉在软件工程学、半导体和微电子学两个领域之间）

3、单价虽然高，但是没有规模效应，净利润不高

而且在中国研发有了一些成果之后，对手可以用大幅降价的方式实现致命的打压，把刚建立起来的体系彻底打垮。

即使退一步讲，即便我们攻克了EDA技术，也不能保证未来其他方面不会被“卡脖子”，大家熟知的是光刻机，其实还有刻蚀机、薄膜沉积设备、离子注入机、测试机、分选机。毕竟在未来的芯片产业里，我们不能单靠EDA技术构建竞争优势。

所以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视角去看问题。我们要站在完整生态的视角去看问题，构建完整生态才是解决“卡脖子”现象的底层逻辑。

那应该从哪个生态入手呢？

人工智能时代的AI芯片，也就是解决特定问题的芯片，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AI芯片算力不是第一要务，比算力更重要的是算法。EDA技术主要和算力有关，而AI芯片的竞争，不光拼硬件的算力，还可以拼算法，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的机会出现了。

沿着“算法”这条道，我们部分绕过了算力的限制。但是算法要优化，对数据机会有很强的依赖。

人口红利和流量红利没了，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数据红利正当时。中国有一个肉眼可见的现实：人口基数大，数据量大，这个优势是任何人拿不走的。利用这些数据可以进行算法训练，并不断优化算法，再把优化后的算法固化下来。这样，中国的AI芯片在性能上，就有了核心优势。这种优势属于战略性的优势，是我们特有的，别人无法拿走，而且还会不断成长。

另外，除了传统云下架构外，考虑增加基于超算平台和云平台的国产EDA软件的云上架构，二种总体架构并列考虑，开发者同时研发两个版本的EDA软件。目前国外EDA软件还未普及云上模式。国产EDA软件可以以云服务的形式向IC企业、高校师生、甚至系统企业提供服务，能够使国产EDA软件更好地普及。

从2021年中国的新经济独角兽的榜单大致可以看到，在100亿美金以上的公司并不是特别多，大概是在15家左右。但这其中不乏在出海领域里崭露头角的企业。第一家是Shein，Shein是一家做快时尚的公司，其最新融资数据显示大概在1000亿美金左右。第二家是极兔，极兔是一家做物流的公司，最早从印度尼西亚起步，其2022年融资估值达到了200亿美金左右。第三家是TikTok，TikTok是字节跳动的国外子公司，TikTok其业务主要在海外，单独的估值大概是在500亿美金左右。这三家几乎完全从海外成长起来的中国公司，其估值基本可以排到中国前八的独角兽，而这足以证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越来越强，同时也证明海外天花板非常高。

中国企业出海目前集中体现在游戏、泛娱乐、工具、跨境电商等四个领域，组成了出海的核心赛道。

一是游戏出海领域，尤其是手游的出海，在出海赛道较为主流且成功，在近五六年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基本盘。二是来自中国的头部娱乐应用，其占比在逐年降低。虽然TikTok在过去三年连续占据娱乐出海应用的首位，但自2019年起，在全球TOP100榜单里，由中国厂商发起的娱乐类应用的占比呈逐年减少的态势。在出海的直播、短视频、流媒体等泛娱乐的品类中，与海外的同类产品相比，出海的泛娱乐产品规模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三是工具类应用，这一领域的应用是我国最早出海的产品，如猎豹移动、赤子城、久邦等，但也呈现逐渐固化的现状。从2020年起，在收入100榜单里面，由中国厂商发行的工具应用的数量有所提升，但是排名没有明显变化。究其原因，与长期处于各自细分领域垄断地位的应用相比，后来的竞品比较难突出重围，营收方面难以取得较大突破，在这一背景下，网文出海作为一个新的品类崭露头角，例如腾讯的阅文，就网文出海而言，该品类对比早前提到的其他品类难度更大，这也说明出海内卷较为严重。四是跨境电商领域，2021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对中国卖家，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措施，导致了大量的店铺被封，造成了中国的跨境电商卖家较为困难的局面。

分析了以上四个类别后，这反映出中国企业出海规模上有所提升，但结构上处于比较固化的阶段。这也说明了传统的出海模式步入了较为困难的阶段，所以Copy from China的时代正在远去。

软银CEO孙正义曾提出过“时光机的理论”，认为在不同的国家存在发展的梯度，互联网发展也存在这种落差，所以，把发达国家的模式搬到发展中国家去是有巨大的生命力的。但在近五六年发展中国家创业生态的蓬勃发展之后，它们与中国间的梯度正在减小，完全的把中国模式移植到海外的时代正在远去。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自疫情后，中国企业出海比较集中的一些区域，包括东南亚、印度、中东、北非、拉美等地区的本地生态，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此，中国的机会是要瞄准本地，瞄准本地发生的变化，瞄准本地的机会。在近一两年，中东Mena地区（中东、北非地区）加上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巴基斯坦等）的本地生态在快速增长，2021年1月数据显示，土耳其的融资数量同比增长460%左右，交易数量大概翻了1.25倍；巴基斯坦的融资规模翻了6倍，融资标的增长了60%，与2021年前的情况截然不同。从印度的数据来看，2021年12月份相比过去三年，增长规模也十分可观，印度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已仅次于美国跟中国，在2021年已经上升到39家，仅是在2021年的11月份，新增7家独角兽企业，印度的创投活跃程度及其企业的规模与疫情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外，从巴西的数据看，巴西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已超过20家，2021年，新增4家独角兽企业，这也表明在巴西、拉美本地的互联网企业也正在飞速的成长。新兴市场机会正在系统性出现，照搬中国模式出海的时代已经过去。

展望未来，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重要变化：

一是人的变化。当前中国工程师的红利在全球来说仍具有较大优势，因此，中国的企业出海需要从拓展产品出海的形式转化为人的出海，中国公司的红利加上全球化的视野，甚至加上一部分本土化的能力，中国将在未来创造出大量全球性的公司。

二是事的变化。中国正在出现更多全球化的品牌，中国正在从所谓的Made in China到Branding in China，这离不开工程师的红利以及供应链的优势。正如《GO GLOCAL》这本书所表述的观点，GLOCAL，即全球化再加上本土化，在出海这一领域，做到GLOCAL的公司也正在崭露头角，例如Stori、OPay、ADVANCE.AI。他们均起步于新加坡，除了都是处在Fintech的赛道上，其产品做到了高度的本土化。其次，Global to Global的思维，新一代的中国创业者已经从传统的先中国式再推广到全球的思维模式转向到了直接面向全球市场。Zoho号称是印度的第一家全球化的SaaS公司，许多来自Zoho的创业者设计的产品也是直接瞄准全球，因此，在结合我国的供应链优势以及传统优势产业后，在ToB、SaaS等领域，会出现更多全球化的中国创业者。

三是地理的变化。近两年，一些中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了全球总部，通过新加坡来辐射全球，这一趋势下新加坡具有成为全球的泛中国的创业中心的潜质，因此，中国创作者要利用好新加坡的资源。

扎实做好本地化业务，充分利用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充分发挥好中国供应链的优势，我国企业将在出海业务上拥有巨大的国际竞争力。

关于数字经济，我重点讲一下国家顶层设计、区域实践等。

第一个方面，国家层面对数字经济高度重视，并在数字经济十四五规划中指出了重点发展方向。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二是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作用，三是建立相应的机制有效的利用数据要素，四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产业化，五是要持续提升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六是完善数字经济的治理体系，七是要强化数字经济的安全体系，八是从合作的角度出发，要拓展对外国际合作。

第二个方面，典型区域的具体的做法。

从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排名来看，目前全国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发达的地区或者省份，尤其是以长三角、泛珠三角、北京为代表，同时还包括成渝地区、云贵高原（贵州等）。

从我们的研究成果和观察来看，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排在第一位的是长三角地区，重点是长三角的三省一市，即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在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它的一个核心做法是推动城市整体的数字化转型。

第二个区域典型代表是珠三角地区，主要以深圳、广州、珠海为代表。广东作为国家的六个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试点之一，2020年正式启动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实验区的建设，围绕着人才、资本、信息、技术这些创新要素的优势，不断的拓展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新动能、新通道。其次，围绕着大湾区，珠三角拥有将近20家的世界500强的企业，有4.3万家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40万从事研发的科学家或工程师，也正是通过这种领军企业的培育不断推动大湾区的数字经济的发展。

从北京来看，北京具有发展数字经济的先天优势。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合了很多区域优势，其集聚了大批的部委、央企、国企，总部经济效应明显。同时从人才的角度来讲，聚集了大量全国知名的高校，对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好基础。在技术层面，北京也集聚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云计算、大数据等关键技术。

从成渝地区地区看，四川、重庆在文创旅游、智慧城市建设方面亮点较多。成渝也是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实验区，成都作为实验区的核心区域提出了一系列的做法，一是创新研发基地，通过数字化手段的传播，推动文创旅游产业的数字化升级。二是通过智慧城市的建设，公园城市加智慧融城的建设方式，来提升整体的城市智慧化管理、智慧化服务。三是以腾讯为代表，积累了一批链主企业，引领整体成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其重点围绕着数字经济的体系，提出了“6+7+6”的发展模式。

方腾飞：我觉得数字经济对于实体经济而言，不是加法而是乘法，不是物理反应而是化学反应。实际上来讲，我觉得数字经济毫无疑问，在2023年一定会以这种无远弗届的广度、无孔不入的深度去席卷，去覆盖，去影响我们实体经济的方方面面。我相信这是毫无疑问的，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考虑怎么样能够让数字技术和行业的应用场景之间的结合、匹配，更加的精准而高效，更加合理而长效。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能需要我们去持续不断地去追问的一个问题。这样一个过程和进程，道路有可能是曲折的，但是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也期盼着能够与大家一道，在这个路程当中携手同行，一起科技向善，用户为本。

茹炳晟：当全世界只有步兵的时候，一个会骑马的步兵就会特别厉害，在一个有枪的时代，会功夫的枪手也更容易获得胜利，而我觉得在今天，在数字化的时代，如果我们能够跟数字经济去协作，能够在数字经济的浪潮当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这样的人一定是最厉害的，所以在每个时代里面，如果能用自己的能力，跟那个时代最先进的生产力去合作的人，一定会是这个时代的赢家。而在今天来讲，如果能够跟我们的数字生态，能跟我们的数字经济去融合，去共同推进，一定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创新或者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

胡剑龙：我觉得2022年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现在我们站在一个展望未来中国数字经济在全球的这种地位的时候，说实话我觉得从我接触到的这些企业家来看，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第一方面，我们在宏观层面来说，从中央政策层面来讲，最近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到鼓励这种平台企业，鼓励数字经济去参与全球的这种竞争。我相信从国内层面，已经充分意识到数字经济国际市场的价值。

第二方面，从大的环境来说，我觉得2023年肯定会比2022年会更好，即使在2022年这么困难的情况下面，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有很多中国的数字经济企业，做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尝试，比如像ToB的这种应用的出海，包括我们的机器人，包括我们的这种SaaS产品的出海，其实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我相信经过未来数年，继续像垒砖似的不断把我们壁垒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厚的时候，我相信新一波的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中国企业家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将大放异彩。

边大成：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首先我觉得在核心技术攻关方面，未来我们会逐步提升在核心技术方面的主动权。第二个方面，在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设施这一块，我们也会逐步的夯实。第三个方面，从创新和国际合作的角度来讲，数字产业的创新发展也会不断地提升，包括跟国外企业的合作也好还是竞争也好，我们也会不断地提升国际的竞争力。最后一点，围绕着数据安全，或者数据保护，越来越多的企业也会感受到国家对数据要素或者数据安全的重视，数据安全的保护屏障会进一步完善。

王星：我们今天分享的四个主题，包括政策层面、技术层面、场景层面、还有全球化。这是个方面都是数字经济未来发展中必须齐头并进去推动的，缺一不可，而且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说我们国家如果发展数字经济，它没有很好的政策环境，没有一个包容审慎的制度环境，我们可能在数实融合的时候，很多新模式、新业态，它是跑不出来的。再比如，大量的场景应用的探索其实是带动了很多这种技术应用的创新，带动了核心技术创新，形成了一种商业闭环，这个其实对于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对于很多数字经济项目的落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如果没有一个全球化的市场，我们中国的数字企业，可能它的一个竞争力，它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想象力，它就会局限在一个并不太高的这样一个水平线上。因为只有全球化的市场，它才能够参与全球化的竞争，能够享受全球化的这种技术的红利、市场的红利还有资本的红利。

相信依托中国庞大的市场优势、产业规模优势、工程师优势、数据优势、商业模式创新优势、资本优势，中国的数字经济在双循环的格局中一定能走出一条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符合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包容性发展之路。

图文来源：腾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