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士绅化”,是近年来欧美兴起的一个概念,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旧区改造或升级。在西方,围绕这一概念的更多讨论集中在城市改造升级后,可能随之出现的高收入人群挤压原有住户生活空间的情况。但在中国,则是全然不同的一番“景象”。
家住河南郑州西郊老城区的李阿姨最近蛮高兴的,因为她所居住的城中村,接到了政府拆迁的通知:这一片区域都要拆掉,然后在原地新建一个综合娱乐商场,配套几栋高层商业住宅。虽然李阿姨们接下来要举家搬到较远的地方安置,但是开发商承诺,“有房产证的原居民可以选择按一定比例赔付新房,或者按照市场价赔付现金。”
政府在动迁的时候,甚至还用到了“中产化”这一宣传口号——拆迁不仅可以帮助原居民迈向中产生活,还能改善市容市貌,提升居民生活水平。
(图片说明:中国城市建设中的新高楼和等待拆迁的旧居民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其实,城市旧区的拆迁改造不仅能造就一波中产新贵,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一原本破旧的地段变得“高大上”起来,随之吸引更多高收入居民入住。
在西方近年来的城市规划概念中,这种现象被称为Gentrification,可翻译为“中产阶级化”,也可译为城市的“士绅化”或者“贵族化”(本文统一翻译为“士绅化”),指的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可能过程,大意是指“一个旧社区从原本聚集低收入人士,到重建后地价及租金上升,引致较高收入人士迁入,并取代原有低收入者”的现象。
不久之前,DT君曾经翻译过一篇英国卫报用可视化来解释城市“士绅化”的文章。
城市“士绅化”的本质在于城市发展的商业化进程加快。它带来的后果之一,可能是加剧贫富分化、穷人流离失所等社会问题。这一现象最近在西方被炒得火热。前两年旧金山市民还因此联合抵制谷歌的员工巴士,原因是富得流油的科技码农们让湾区的生活成本在过去几年急剧升高,导致原住民不堪忍受,无奈迁离。
一个地区的“士绅化”,通俗来说,就是富人来了,挤占了穷人们的原本生活空间,让穷人们再迁向别处。但是这并不是“士绅化”的全貌。
除了带来社会问题,“士绅化”也是城市发展的进步象征。就像开头的李阿姨一样,在中国,拆迁后,没有固定工作的李阿姨马上手握数套房产,从低收入人群摇身一变、成了资产百万的城市新中产。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不同的人群对“士绅化”有不同看法就不难理解了。
“士绅化”的本质是商业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城市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但是人们开始越来越担心,“士绅化”速度过快,会给社会带来极具破坏性的影响——穷人的流离失所。
中国目前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这类问题,但是美国旧金山等城市已经发生了抵制谷歌班车等活动,来抗议城市“士绅化”的影响。
为了解决“士绅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开始尝试使用数据可视化来分析这个社会现象。他们统筹了所在城市的各种大数据,希望利用交叉的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深刻理解“士绅化"现象,并对可能发生的社会问题进行预防和管理。
洛杉矶市长Eric Garcetti在2015年夏季成立自己的洛杉矶创意团队Los Angeles Innovation Team(简称I-Team),为了更好地理解洛杉矶“士绅化”的过程,提前做好对某些问题社区进行行政干预的准备,他们制作一张交互式地图,允许用户用邮政编码去探究2000年至2014年间洛杉矶社区的动态变化过程。
(图片说明:洛杉矶社区变动指数地图;图片来源:esri)
这张地图叫做“洛杉矶社区变动指数”。指数数据均来自于美国社区普查(ACS)数据库。I-Team团队基于收入变化、教育程度、种族、房租和住房面积等数据,为“士绅化”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量化建模,最终为每个区域计算了变动指数。
作为一项探索性的工具,这一指数地图为居民和公务员群体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信息平台。这个可视化项目能够让使用者进行个性化的分析,来更好地理解不同地理区域的城市“士绅化”的过程,甚至对某些地段进行预测,及时干预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
I-team还建立了“洛杉矶迁移压力指数地图”。地图将交通投资、房租压力数据百分比、可负担房屋的易获得性等数据进行了整合,这些数据的特点,均在于能够反映城市居民的迁移的情况。在对每个因素进行加权之后,I-team计算并在地图上标注出了每个地区的风险得分。
(图片说明:洛杉矶迁移压力指数地图;图片来源:esri)
相较于上一张交互地图,第二张地图对于洛杉矶“士绅化”的历史进程,刻画得更为细致和具体。基于这些历史数据,迁移风险地图可以直接对未来的迁移情况进行预测,辅助政府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与此同时,它也为住户提供了前瞻性的信息,并建议对可能出现居民迁移的社区有所作为。
洛杉矶接着将两个指数融合进了一项交互式的工具中,这一工具配备了城市的行政数据,使I-team能够更有效地筛选出项目的落地点。例如,I-team在房租稳定性条例(RSO)推广选址的活动中,(一个致力于帮助租客和房东更好地彼此理解、协助长期租客在租金上涨时有房可住,并整合城市资源的项目),就参考了这一指数。通过城市地图这一工具,I-team选定了一批中转安置房、公交停靠点、地铁站,以及为居民提供指引服务的城市设施。
而在美国的另个城市波特兰,从2013年开始,也开始率先使用数据可视化技术来更好地了解社区变化和迁移。
该市可持续发展与规划署(BPS)基于公开普查数据和美国社区普查(ACS)有关房屋的信息,如不同时期价格变动、收入水平、教育资源可获得性和种族人口波动,估算了每一个人口普查区的“士绅化”风险。
(图片说明:波特兰士绅化敏感度地图;图片来源:波特兰可持续发展与规划署)
基于这些大数据,BPS将社区划分为六类:容易"士绅化"的社区、早期"士绅化"且人口变动不明显的社区、早期"士绅化"且人口变化明显的社区、动态"士绅化"社区、晚期"士绅化"、以及由于"士绅化"遭受持续性损失的社区。
这一划分既是描述性的,也带有一定的预测性;BPS的意图在制定一个衡量标准并展开政策分析,以不断服务于社区的后续变化。他们还强调要对这些风险数据进行“数据深度挖掘”。尽管政府能够根据该地图,更方便地管理社区,但要更好地对城市进行规划,他们还需要就地区居民的人口统计量档案、居住的不便之处、贸易活跃程度和归属权等问题收集更详尽的信息。
在2015年,波特兰就通过它的北部和东北部社区住房计划做到了这一点,根据该市的社区变动地图,波特兰将城市的北部和东北部作为应对城市"士绅化"和缓解居民迁移压力的重要试点,波特兰住房署(PHB)组织了社区论坛并进行了推广尝试,来更好地了解何种类型的住房设施是最有帮助的。经过了七个月的社区调查,波特兰制定了一项为解决在该区域城市“士绅化”的五年计划,计划中为房屋的修缮和抵押贷款提供了专项拨款和贷款,并提供了新的廉租房,还得到了更多的土地用于建造永久性廉租房。
虽然说城市的“士绅化”现象如今引起了欧美诸多城市的关注和忧虑,但在中国,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表面上,城市“士绅化”是一个高收入者的移入,以及一个原居民的搬出,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简单地个人选择的加和。“士绅化”的驱动力归根结底是商业关系在城市中拓展空间的需要,这种需要会抹平街巷空间和近邻网络,代之以高效、有序、商业气息浓郁的空间。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北京曾利用行政力量全力地对老城区进行了快速“士绅化”改造——围绕奥运主题,修建了奥运村以及大量的商店、连锁餐馆、现代公寓等基础设施。Zheng Siqi,Matthew E. Kahn等学者通过研究表明,这一过程显著促进了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城市人口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虽然一些老北京的居民会抱怨京味儿少了,胡同都不见了,但是他们也开始不逛菜场逛超市了,开始不爬楼梯改坐电梯了。在地理学家Neil Smith看来,各国政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将其治理目标与大型工商综合体的诉求统一化,即建设有秩序、高效和便利于开展商业活动的城市。
其实,多数会了解和关心城市“士绅化”的人,在中国,可能恰恰是那些由于“士绅化”能够变身中产阶级的人。他们也是“士绅化”进程的推动者和受益者。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不仅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了生活等级,还保留了原居民时期的部分文化。如今,城镇化的动力主要还是新城区的建设,旧城区原本也没有便利的设施和保存完善的文化。在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热的大背景下,旧城居民大都盼望着拿到拆迁款搬进新住宅,“士绅化”自然没有太多阻力,也没有更多数据用来分析“士绅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但是未雨绸缪,城市“士绅化”在中国,到底是利是弊呢?这恐怕还是要留待今后评价了。
注:本文部分内容编译自Chris Bousque的文章Where is Gentrification Happening in Your City?
编译| 褚奕宇 程一祥